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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时期人民文学审美探索 　　摘要：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来考察，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的“17年时期”，是《人民文学》最具权威和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它寻求政治与文学平衡点最有效、同时推出文学新人、塑造文学经典最辉煌的时期。由于《人民文学》所担当的历史重任，它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反映社会生活，其审美气质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同当代文学在建国初期的发展一样，现实主义在《人民文学》上经历了一个从革命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演化过程，它所期待的批判现实主义或者是干预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实践仅是昙花一现。它不仅见证了17年时期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也在实践着自己确立的文学观念、文学范式，引导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潮流。而它在审美气质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对艺术的坚守为其审美带来的影响，仍能给我们很多的启迪，仍然值得加以研究和总结。 　　关键词：《人民文学》；当代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风格 　　中图分类号：1206.7；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0)01―0129―10 　　收稿日期：2008―12―26 　　作者简介：李明德，男，陕西乾县人，文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果把《人民文学》放在整个当代文学进程中考察，17年时期无疑是它最具权威和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它寻求政治与文学平衡点最有效，同时推出文学新人、塑造文学经典最辉煌的时期。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人民文学》给予特别观照，因为即使在新时期及以后，面对新的现实问题，它的标志性作用依然明显，仍能给我们很多启迪，其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重要影响无可替代。 　　 　　一、从《发刊词》说起 　　 　　《人民文学》1949年10月25日创刊，茅盾任主编，艾青任副主编。作为全国文协(作协)的直属机关刊物，毛泽东为其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从当时党和政府领导人对其重视程度以及编辑部负责人的身份就可以看出它的特殊地位，其权威性亦由此而生。这一点在《发刊词》中得到了更为明显的印证。 　　《发刊词》首先阐述了《人民文学》的性质宗旨、基本任务和目标、具体要求、组织和编辑工作等，从中可以看出它所承担的行使新中国新文艺最高使命的职能。《发刊词》中写到：“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在第一点中提出了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由此可见，它的基本宗旨就是为工农兵服务，歌颂新中国伟大的建设事业，将政治和教育功能放到了比审美更重要的位置。与此相适应，它提出的办刊之路是密切关注现实，与生活保持对话关系，但对生活的反映有一个基本的尺度就是歌颂加赞美。这从后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明显的印证。这个基调是与周扬等人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所作报告一脉相承的，周扬在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表达，在“伟大的开始”部分对解放区文艺工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基本方向仍将沿袭解放区的传统，指出解放区文艺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于它的语言达到了相当大众化的程度，同时与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随后他直接提出了工农兵群众的文艺活动。…这些都表明了当时文艺工作的总的方向。《人民文学》作为新创办的主流媒体，对这些文艺指针当然要义不容辞地执行，起到模范表率的作用。同时从《发刊词》规定的任务中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它对文艺工作的引导乃至领导地位，这种领导位置还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人民文学》其实是一个范本，是其他刊物的一个方向。 　　从茅盾所作《发刊词》到周扬所作文艺工作报告，都在强调新的文艺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大众来展开，表达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这就规定了《人民文学》的审美气质必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反映社会生活，至于那些偏重于艺术探索的作品则相对受到冷落。而且在当时不仅在政治路线上是跟随苏联模式，在文艺工作上也是如此，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也是当时从苏联借鉴过来的，所以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原则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很大关联的。因而那时所谓文学的思想性就是在政治规定的范围内围绕政治意识图解生活，如果图解过程中出现偏差就必然受到批判，如1950年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到1951年就遭到了批判，认为小说“歪曲了嘲弄了工农兵”，“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他正在被一些人当作旗帜反对毛泽东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