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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对我国各省区出口增长促进作用研究 　　[摘 要]采用2003―2013年我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各省区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作为我国经济转型的制度特征，对出口增长既存在当期效应又存在滞后效应，并且滞后效应大于当期效应。依次加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单位面积的公路里程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等控制变量，计算结果仍具有稳健性。 　　[关键词]财政分权；出口；外商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74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5）07-0037-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对外贸易保持持续快速增长。1979―201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达1595%，其中出口额由1979年的1366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204781亿美元，年均增长164%，高出进出口增速 045个百分点。同时出口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也有所提高，由1979年的4657%增至2012年的5298%。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出口贸易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虽然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额有所下降，2009年出口额同比下降了1601%。但在2009年后，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逆势上扬。关于我国出口高速增长的原因，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研究，例如，林毅夫等（1999）认为出口高速增长关键在于我国在全球分工中遵循了比较优势原则；刘志彪（2007）提出，我国利用低技能劳动力的要素禀赋优势，通过切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组装制造环节促进了出口增长；刘重力（2000）比较分析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与国外出口商品结构，得出了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结论；龚艳萍、周维（2005）利用相关数据，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法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存在正相关关系。无论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还是单独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角度解释我国出口高速增长的原因，这些研究都忽略了出口高速增长的典型制度特征。财政分权作为中央政府激励地方政府的经济手段，会直接鼓励出口，进而扩大财政收入。 　　财政分权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特征，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的关注，如吴群、李永乐（2010）提出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共同激励地方政府实施土地财政策略。沈坤荣、付文林（2005）和林毅夫、刘志强（2000）重点探讨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而范子英、张军（2010）则讨论了其负面效应。 　　二、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出口增长的机理分析 　　（一）财政分权促进出口增长机理分析 　　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我国财政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中央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在现有官员晋升机制下，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更好的经济发展绩效而获得晋升机会，会选择为当地厂商提供出口补贴。一方面出口增长本身就是经济发展成就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出口增长会直接带动GDP增长，而GDP增长率是衡量地方经济发展绩效的核心指标。目前，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存在大量的研究。财政分权对出口增长的促进机制可简述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情况下，尤其是事权大于财权，地方政府就有强烈的经济动机通过出口增长来扩大财政收入。因此，中央政府提高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水平以及留存税收比例有利于带动出口增长，从而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出口增长机理分析 　　西方学者布洛斯特姆（MBlomstrom，1990）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出口增长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表现为跨国公司直接出口产品对东道国出口贸易作出的贡献，间接效应则表现为由于跨国公司进入而引起的东道国国内企业出口增加所作出的贡献。跨国公司一般具有先进的技术和完备的营销渠道，其进入东道国以后，可以利用东道国丰富的资源进行代加工，然后将在东道国加工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从而带动东道国的出口增长。例如，垂直一体化国际生产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及零部件的出口。另外，通过FDI，东道国企业还可以学到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同时与外商建立起较为稳定的供求关系，这样使得更多的东道国企业发展成为间接的出口者。 　　三、模型设定与统计描述 　　（一）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各省区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我国各省区间出口增长和财政分权以及引进FDI规模之间差异较大，东中西部省份发展极不均衡，所以利用省级数据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验证财政分权和FDI对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否成立。综合上述的机理分析，本文将影响我国出口的主要因素设定为财政分权变量（FD）和外商直接投资变量（FDI），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解释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