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电影分立格局下的商业延续与文化传承.docVIP

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电影分立格局下的商业延续与文化传承 　　一、 分立格局的影响：“左”“右”阵营的分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结束了动荡和战乱的年代，开始满怀希望地迎接新生活、新政权以及一个全新的中国。新中国，作为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一个专有名词，一方面体现出苦难之后“一个民族渴望新生的信念和期盼”[1]，另一方面却又表达出“分立”的中国概念。“新中国电影”也就指代排除了香港和台湾后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电影，于是，两岸三地政治上的分立就直接影响了1950年代开始的中国电影分立发展的生态。在1950年代的香港影坛，最重要的、最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影响的事件莫过于1950年香港长城影业公司的改组。从旧“长城”到新“长城”，变更的不仅是公司的名称和管理层的人员构成，随即而来的还有整个1950年代香港影坛左右阵营的分化和争斗。 　　1949年，因与合作者李祖永意见不合，张善琨退出“永华”公司，创立长城影业公司，从成立到改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长城影业公司共出品八部影片，公司成立之初，张善琨同时开五部戏，资金紧张，于是“袁仰安找来吕建康、吕建成他们来投资，每部电影投资几万块”，而“那时候每部戏大概也就十来二十万”。[2]现在看来，张善琨通过袁仰安向吕建康、吕建成筹款的信息得到了多方认证，然而，“长城”公司的股权则存在不同说法。张善琨的遗孀童月鹃女士坚称公司由张善琨“独资成立”[3]，而袁仰安的大女婿，日后主持新新影业公司业务的沈鉴治则称公司是袁仰安“在老友张善琨的怂恿下”，“合资创办”的，并指出公司由于开支巨大，资金周转不灵，袁仰安“带来的资金都在长城公司用掉了”。[4] 　　1950年，经袁仰安改组后的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成立运作，张善琨退出，由注入资金的吕建康任董事长、袁仰安任总经理、香港《大公报》的经理费彝民参与策划，而进步电影人司徒文森任剧本顾问。改组后的新“长城”成为香港影坛亲左阵营中的重要成员，而随着张善琨之后日益右倾态势的发展，“长城”公司的改组成为香港影坛左右分立分水岭似的标志性事件，同一个公司在改组前后也就具有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身份”。关于公司的改组，目前存在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两种说法，童月鹃强调政治原因[5]沈鉴治虽称张、袁二人分道扬镳是由于资金问题，对童月鹃的说法表示质疑，但也强调了新“长城”的政治背景：“袁仰安在新长城虽名为总经理，负责制片及行政工作，但实际上已没有实权，因为此时左派人士已乘虚而入，掌握了编导委员会，拍的影片都要主题正确而有爱国思想。”[6]综合看来，“长城”公司的改组中政治原因占了上风，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香港影坛的某种气候。 　　改组后的“长城”公司保留了包括李萍倩、岳枫、陶秦、刘琼、严峻、李丽华、韩非等组创班底，还成立了编导委员会，讨论剧本内容与演员分配。黄爱玲在其文章中认为编导委员会的名单显示“剧本创作仍掌握在真正电影人的手上，而左派组织的参与还倾向低调，连正牌属于左派系统的司马文森也没有在名单上出现，倒隐没于幕后。”[7]这个评述强调了新“长城”在具体创作上的延续和意识形态的淡化。 　　正是由于其较为坚实的产业基础和合理的分工管理，新“长城”在改组后的几年内，出品了大量优秀的电影作品，如《说谎世界》（1950）、《禁婚记》（1951）、《新红楼梦》（1952）、《方帽子》（1952）、《蜜月》（1952）、《寸草心》（1953）、《绝代佳人》（1953）、《都会交响曲》（1954）等。并且培养出夏梦、石慧、陈思思、傅奇等明星，极大的丰富了这一时期的香港影坛的创作。 　　“长城”公司改组之后，香港影坛左右分化的现象日益加重，1950年左派人士司马文森将左派影人的“读书会”扩大成香港电影工作者学会（简称“影学”），隶属于中共在香港成立的“港九民盟”。而离开“长城”的张善琨在1952年重组“新华”公司，并于同年与当时一个因资金短缺即将解散的粤语电影工会合作，1957年该会更名为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简称“自由总会”），与台湾方面联系紧密。这样一来，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1950至1956年正是左右两派斗争的高峰，当时两派的影片产量相当接近（左派约占42%，右派约占58%），争夺影人和电影公司控制权的事件亦此起彼落。在这时期，电影的政治任务可说是凌驾了它的商业效益。”[8] 　　在这种气氛下，当时香港的众多影人也面临着“左右两难”的境地，然而在分化的表层下，“长城”公司的际遇也暗示着延续与交融的潜流，揭示着“左”与“右”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50年代中期，那时“电懋”“邵氏”均未发展制片业，而下游院线经营则需要大量片源，于是“电懋主要买长城出品，邵氏多买凤凰出品，光艺则买新联的粤语片，各适其所，各取所需”[9]，显然，作为完整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