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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理念路径与实践 　　近十多年来，我国新闻院系数目不断增多。据《南方日报》2013年的报道，1994年以前，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仅有66个，10年之后年增加至459个，增长近7倍。目前，我国已有800多家高校开设了新闻学专业，在校本科生超过17万，硕士研究生超过4万。而据中国记者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持有新闻记者证的采编人员共有23.6万余名。这意味着，新闻专业在校生的数量已逼近全国记者总数。 　　在国内，新闻专业在各大高校尤其是名校中录取分数线普遍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新闻专业的生源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闻专业在中国学生心目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地位。不过，也有人认为媒体融合时代恰恰凸显出真正新闻人才的缺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程蔚东就认为，“媒体融合已足够抢眼，眼下最为关键是缺人才”。 　　在国外，新闻教育改革如火如荼。以美国为例，面对数字化的浪潮，多所知名高校自二十一世纪伊始便开展了新闻教育的改革，包括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 　　本期热点访谈邀请的四位学者，或为国内知名新闻院系教学事务的负责人，或在美国新闻院系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和访学经验。我们将围绕国内外新闻教育的话题展开讨论，重点关注美国新闻院校的课程改革、国内新闻教育以及新闻教育的功能等方面的问题。 　　本期的四位访谈对象是： 　　陈昌凤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 　　胡百精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韩纲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陈刚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常江：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早在十几年前就设立“媒介融合”专业方向，《美国新闻评论》AIR的近期调查也发现，美国新闻学院近10年来对教学大纲进行了大幅修订，增加的课程包括计算机编程、大数据新闻学、数字受众分析、社交媒体新闻学以及利用无人机、谷歌眼镜做新闻报道等。您如何评价美国主流新闻院校的课程改革？ 　　【背景资料】 　　瞄准媒介融合和数字化趋势，国外许多高校的新闻专业课程改革均表现出了数字化特点。 　　例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就组建了Reese Fehs数字新闻项目，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新闻网站（），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类似的，科罗拉多大学也建立了一个名为“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 Media Test Kitehen）的实验室。 　　此外，科罗拉多大学通过“重组”的方式推进课程改革的强度和规模，该校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曾进行过较大规模的重组，这种重组甚至被一些人解读为学院的“关闭”，主要是由于新闻专业被划定为选修类目。该校高层表示，现有的学院太小，太孤立，太受约束，以至于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新闻教育，也无法使教师从事他们所希望的教学和研究。校方强调此举将是提升该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契机，未来可能建立一所融合信息、传播、媒体和技术等多种相关学科和资源的新学院。 　　密苏里大学让媒介融合系与计算机专业学生组成团队，由老师通过调查锁定高新科技公司需求，并获得公司的技术资金支持，然后围绕需求进行新闻传播和计算机编程等授课，由学生研发解决方案，最后向老师、公司的科研和市场人员演示。早在2008年，密苏里大学就成立了“雷诺兹新闻研究院”，专门研究大数据时代的新闻采访、编辑、重整传播所涉及的新技术和新模式，培养新兴媒体分析师、网页设计师、多媒体销售经理、多媒体内容监制、信息图表设计师、节目研发员、数据营销经理等人才。 　　微信公号“媒介观察”近期的一篇推送文章写到，自新闻传播学诞生以来，传媒环境和传播技术一直处于急剧变动之中，这也促使海内外的新闻院系在培养学生时，必须不断更新观念与技术，开设新的课程。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S.ShyamSundar所言：“没有哪一个领域像新闻传播学一样如此认真地对待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我们的课程必须紧跟最新技术的发展。” 　　国内的新闻教育也处在变革之中。有学者在2004年就撰文指出，中国新闻教育应该重视宽基础。中国新闻教育在传统模式下，都是一种单学科教育，即偏重人文学科的教育。80年代中期以后，不少学校的新闻学科在教学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增设高等数学、传播学和一些计算机类课程，但仍然是人文学科的教学体系。到了90年代，有的学校提出将新闻教育从单学科教育转向多学科综合教育的设想，并且做了有益的尝试。学生在学校不仅要接受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教育，接受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行为科学教育，还要接受电信、计算机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内几所著名新闻教育院校也十分注重数字化时代的新闻课程改革，具体的改革方式主要是调整学分、优化课程体系、开发新课程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