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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与学术研究自觉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自觉性之建立，不仅依赖于中国现代学者主体身份的确立，也依赖于对主体之外的“他者”的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以个别个体之外的、共时的、同一领域中其他研究者的声音都可能构成“他者”，这些声音会影响个体对过程的感知、对成果的预设、对立场的取舍。以怎样的认识和态度面对这种广义的他者之声，是当代学人眼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讨论学术研究的自觉之前，让我们先试着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他者”? 　　如果从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的角度回答，或许可以粗略地说：“他者”就是用以认知自我的客体存在。但自拉康以降，主体“镜像”以及“大他者”概念的形成使得这个问题复杂化了――某个具体的“他者”或许与主体是同源的，或许源自其他众多主体的集体想象，又或许是意识形态的某种现实存在变体。在这种复杂性面前，有必要将问题问得更直接一些：是哪个“他者”决定了中国现代学术，学者的身份构建与想象?或者，中国现代学术，学者的主体身份本就是自足的，无需某个“他者”的存在?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学者身份及学术研究之自觉性的建立并不单单是一个“现代”的或“现代中国”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既受到传统士人心态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近代知识分子身份构建的影响。 　　前现代的中国文人与学者大多同时具有另一重身份：仕宦身份，至少大多数文人学者会具有仕途之心；而在今天，很难说有哪个优秀的学者可以且愿意同时承担一个机构里的高层职位――这个判断甚至可以将大学的上层管理机构纳入进来，亦即是说，优秀的校长与优秀的学者是分属两个范畴的身份。在官学与仕途几乎脱离关系而私学大体没落的时代，仕宦心态就成为了一个时间线上久远的“他者”，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学者的身份伦理与古代士人(亦时常表现为“儒者”)的同构性，其同构性的意识核心，即张横渠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另一方面，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建构及学术自觉与自主性的确立则构成了另一个“他者”。必须承认，“知识分子”在许多情况下是比“学者”涵括范围更广的一个概念，因此它的身份伦理意义更为普泛，并且因普泛而不具有中国传统士人伦理的那种强大约束力。文艺复兴时代的书写主体自觉、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学术独立自觉、萨义德等人的现代社会使命自觉等等都可能构成今天的学者身份及学术研究自觉的不同根源层面，尽管细究起来，它们相异之处甚多。如果必须做出概括，那么它们作为“他者”最明显的共通属性则是：知识分子的个体独立与社会承担。 　　然而我想说的是：这些他者都影响了中国现代学者身份与学术研究之自觉的建立，但这些并不足够。 　　让我们先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文史方向的学术研究者，他在一生当中所阅读的他者的研究文字一定远远超出自己所写下的，无论他具体从事的是哪个领域、哪个课题。 　　作为共时的存在，同一领域的其他研究者无疑会构成最具共振效果的声音，对个体而言，这比作为整体叙述的、决定自身身份与伦理的前史更为重要。在早期的学术训练中，这种散落的、具有各自不同属性的他者之声往往会决定想象学术的方式。于此，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表述：我们――当代的学术研究者――几乎必定会在自己的论述之前熟知他者的(也往往是“经典的”论述方式，必定会在自己的判断中留下他者的判断痕迹，或者最坏的情况，在他者的声音之下选择自己的声音。举个简单的例子，当阅读王德威的著作《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时，我注意到，自己和身边的朋友首先抓住的是其结论，次之是其论证过程，最后才是作为材料的具体研究文本。很少有人会从王德威所讨论的小说文本出发，梳理其结论的产生过程及其合理性，但直接引用其论述及观点却正是一种时尚(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许多高等院校的文科研究生正是通过齐泽克这个他者的著作来了解雅克?拉康的“他者”理论，而非通过拉康本人艰涩的著作)。“时尚”有时会驱使正在建立自己根基的学者追向学术研究的前沿，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使人盲从于某些声音，而不去分辨这声音的来源。在今天，学者身份及学术研究的想象实际上在经历一种约分计算――“成为某某一样的学者”或者“做出某某一样的论述”取代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整体学术构建。 　　在这种语境，在这种约分的想象之下，有两种至关重要的学术自觉根源将会衰减：其一，是学术研究中自发的兴奋与好奇；其二，则是研究过程中对研究客体的关怀与投入。 　　如果说，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与史学的研究)能够带给研究者以兴奋、以快乐、以满足感，那么这些感受的直接来源是什么?从学术研究最基本的构成来看，大约无外乎三者：研究的对象、研究的过程以及研究的所得。 　　研究的对象大多情况下都是被最早确立的，也就是说，研究者对其所处理的客体／课题的选择是首要且宏观的；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应该由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