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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的历史机遇与责任 　　全球化不可逆转是理解金融体系的重要背景 　　全球化在过去二十年进展非常迅速，主要原因是一些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如互联网、人工智能、金融领域的区块链等。这些颠覆性的技术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这对市场经济极其重要。交易成本实际上决定了市场规模。当交易成本为零的时候，理论模型中理想的市场经济就出现了。交易成本受技术的影响非常大，互联网技术使得我们可以跟多人即刻交流，这使得市场规模越来越大，许多产品有了真正的全球市场。 　　从生活方式来看，现在的消费者有非常多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在不同的地方消费，还可以选择不同的品牌和时间。这种选择有利于消费者，但是对厂商是被动的，由于非常难以预测需求，对于全球供应链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所以，全球供应链正在迅速变化，变化的方向就是在生产之前需要知道产品能不能卖出去，不允许有库存。这种最新的供应链发展趋势，对传统的制造业造成巨大冲击，各个国家出现了“生锈地带”，如中国的东三省、美国的中部地区等。当交易成本迅速降低，一些领头的跨国公司成功占领全球市场时，传统的本地企业就被淘汰了。除此以外，去库存、降杠杆是一个全球问题。因为未来的供应链意味着没有库存，而产能是按需供给的。技术进步造成的交易成本迅速下降使得全球化不断深入，市场力量逐渐强大。 　　但是，因为全球化的市场对社会形成巨大冲击，所有的国家都需要维稳，就会出现行政干预市场的手段及现象。所以，由社会压力导致的监管收紧就导致了交易成本的上升，这与颠覆性技术导致的交易成本下降形成鲜明对照。但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因为技术发展是不可逆的。即使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想逆全球化也是难以实现的。而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已经加入全球化进程，所以全球化的浪潮是不可阻挡的。与此同时，降低交易成本的颠覆性技术还在不断涌现。这是理解金融体系非常重要的背景。 　　汇率并非是一般商品的价格 　　近几年，市场上关于汇率的认知存在一些错误的理解。比如汇率是价格，价格由市场决定。但问题在于，外汇供需不同于衣服、汽车、房子等普通商品，它不可以直接消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外汇需求是由汇率政策决定的。如果货币当局将汇率盯住美元，大家就不会去炒外汇了。典型的例子是香港，港元与美元挂钩，但没有人认为香港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也没有人认为香港政府操纵汇率。所以我认为，错误的观念是把汇率当作一般商品的价格，而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 　　其实汇率不是一般意义上商品的价格，汇率是联系两个不同价格体系的纽带。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价格体系跟西方价格体系是完全分开的，我们叫“空气锁”。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通过相互间贸易、投资、交流，价格体系越来越接近，但是毕竟还是两个不同的价格体系，而汇率是它们之间的纽带。当汇率动的时候会改变价格体系里所有的价格。如果想象市场经济是由合约组成的，汇率变动将导致所有的合同价格都会改变，这就叫“一刀切”。所以当汇率变化的时候，它影响的是所有的市场经济参与者。现在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任何一个家庭、企业或者政府部门所定下来的人民币合同，其实都跟全球经济有关。中国在“811”汇改之前，实际上是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在盯住美元的时期，由于汇率不变，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曾经连续五年下降，也就是通缩。当汇率不变，企业就只能在国际市场上降价。因此，汇率在短期内只是外汇市场的价格，但是对全球经济而言，汇率应该看作是联系两个价格体系的纽带。 　　把这个纽带固定住对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稳定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很多的价格本身不合理，如果汇率稳定，企业就会参照国外的价格加上固定汇率慢慢调整。如果汇率变得不确定了，而且波动超过每年5%甚至10%，实体企业就不知道如何运作了。所以，我们要吸取教训，不要把汇率纯粹作为一个一般商品的价格，更重要的是将汇率看作一个基础性的参照物，也就是价格体系的锚。因此汇率应当稳定，而让其他产品和服务按照每一个不同的市场在不同时期的供需平衡来调整价格。 　　中国目前应当强调实质的市场化 　　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要求人民币必须自由使用，但这个自由使用并不是让人民币汇率频繁变动，自由使用更重要的是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人民币汇率可以浮动了，但是一旦出现贬值资本就开始外逃，而把资本管制加强后，人民币跨境流动就不那么自由了，所以实际上对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真正重要的不是要强调所谓表面的市场化，而是要实质的市场化，实质的市场化必须让资金流动更自由。在人民币汇率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要鼓励中国投资者逐渐开始对海外投资，能使他们的资产分布和风险管理更好，也要鼓励外资能够投资中国的金融资产，特别是中国的国债。海外投资者对中国不是很了解，所以投资第一步一定是人民币安全资产，也就是中央政府的国债或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