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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期于无刑思想与和谐社会刑事政策构建 　　摘 要：“刑期于无刑”的思想源于三代，后来被历朝历代奉为最重要的刑事策略，成为始终指导着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最基本刑事政策。对“无刑”的追求，法家主张“以刑去刑”，而儒家则主张“以德去刑”。“以刑去刑”的政策最终导致重刑主义，而“以德去刑”的政策却具有轻刑的趋势。历史证明，“以刑去刑”的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后被“以德去刑”的政策所取代。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有重蹈“以刑去刑”政策覆辙的危险。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吸取和借鉴“刑期于无刑”刑事政策化进程中的教训和经验。 　　关键词：刑事政策；刑期于无刑；以刑去刑；以德去刑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3―0058―05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以来，如何构建能够促进和适应和谐社会发展的刑事政策，成为法学理论界及实务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理念，而对我国传统的刑事政策观念基本上采取一种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完全照搬和移植西方国家的制度，也许会造成和我国国情的“水土不服”。苏力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在今天的中国，当研究、探索应当采取何种刑事政策才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时，我们是否可以把关注的目光暂时从国外转移到国内，从本国历史中去挖掘对现代和谐法治有益的资源呢?笔者认为，我国古代的“刑期于无刑”思想就是一个可资借鉴的刑事政策理念。 　　 　　一、我国古代“刑期于无刑”思想及其刑事政策化进程 　　 　　“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小起而王。”这种“无刑之世”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理想社会。为了实现这种“无刑之世”，中国古代(三代之时)就有了从民本主义出发，根据德和礼治国，以和谐大同为社会最高境界，主张息事宁人的“刑期于无刑”的思想。这种刑法目的论思想后来被历朝历代奉为最重要的刑事策略，成为指导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最基本刑事政策，对后世的刑事立法、司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刑期于无刑”，春秋时期的孔子就认为“圣人之设防也，贵其不用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治”。中国刑法思想渊源于三代，在礼乐文明的文化背景下，无论某一时期的刑罚多么暴虐，总的统治思想仍离不开德教这一主线。刑寓于礼之中，法的作用须有一定的教化基础方能显现，即孔子所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自史前社会至夏商周，对法的运用无不围绕德教而进行。《吕氏春秋?先己》论道：“五帝先道而后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后杀，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后兵，故兵莫强焉。”《尚书?尧典》记舜作刑，再三申明用刑要谨慎：“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正是在这种重视“德教”的大背景之下，三代时期的“刑期于无刑”思想认为，法律不是目的而是社会管理的手段，刑法之设在“期于无刑”，以“五刑”辅弼“五教”，通过刑法教化人民，使人民不去犯罪。及至“礼崩乐坏”，对“无刑”这个刑法目的的追求，更为儒家和法家所关注，其思想也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但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家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和手段，来追求“刑期于无刑”的效果，即法家主张“以刑去刑”，而儒家则主张“以德去刑”。这两种不同方法和手段后来被不同时期的统治阶级所采纳，上升为“治道”的基本刑事政策。 　　 　　(一)“刑期于无刑”政策化路径之一：“以刑去刑” 　　在将“刑期于无刑”作为最终归宿的情况下，法家推行“以刑去刑”的刑事政策，主张通过刑罚的手段来达到消灭、免除刑罚的目的，认为“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商鞅公开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他认为要想“禁奸止过”，不能一般地用轻刑，也不能就事论事的“重重而轻轻”，因为“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所以应当“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只有这样，才能“以刑去刑，刑去事成”。为进一步论证“以刑去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商鞅提出“德生于刑”思想，认为“此吾以杀刑之返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商鞅在秦国变法推行法治，将法家刑事法律思想的核心“以刑去刑”的观念贯彻于秦国变法之中，开始r“以刑去刑”思想的刑事政策化进程，及至统一后的秦王朝，仍将“以刑去刑”作为基本刑事政策，同时也把“以刑去刑”思想发挥到极致。一方面，在刑罚执行的强度上，实行轻罪重刑，如“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趾”，还要“黥为城旦”。另一方面，在刑罚适用的范围上，扩大株连。秦朝的重刑主义是法家的“以刑去刑”思想刑事政策化的淋漓尽致的展开，李斯曾说：“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