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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刑事政策理性分析与完善 　　摘要：“严打”刑事政策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刑事政策，建国后的历次“严打”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我国， 　　“严打”刑事政策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和必要性，但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当前的犯罪形势依然严峻，因此“严打”刑事政策在完善后还需要继续坚持下去。 　　关键词：“严打”刑事政策“轻轻”“重重”刑事政策法治化人权保障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或执政党依据犯罪态势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运用刑罚和有关措施以期有效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目的的方案。它以研究犯罪现象为基础，以防卫社会为目的，在对犯罪现象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总结，为治理犯罪现象进行科学决策，是政党、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刑事活动准则，表明对预防、惩治犯罪所持的基本态度，不仅是一切刑事实际活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立法、司法的过程和归宿中。 　　在我国刑事领域中存在着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那就是“严打”。它属于刑事政策范畴，是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严打”刑事政策的正式确立是1981年中央召开的全国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即“对于极少数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爆炸犯以及其他严重危害的犯罪行为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简称“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又简缩为“严打”方针。“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包含三层含义：(1)“依法”是指刑事法律是严打这项具体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可以看出，严打的决策是建立在合法性根基之上的。正如有学者指出：“从首次‘严打’伊始，严打就是政策和法律的统一，因为刑事政策为其指明了方向，确立了打击的重点，刑法(广义上的)为其提供了定罪量刑的直接依据。”(2)“从重”是就刑事实体而言的，即对特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分子予以相对严厉的制裁，适用较重的刑种或较长的刑期，并在一定的情况下适用顶格刑。也就是对犯罪现象以重拳出击，对犯罪人予以严厉打击。(3)“从快”是就刑事程序而言的，指集中力量发动战役。立法上表现为简化程序，司法上表现为加快办案速度，追求的是速度、效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严打”就一直成为党和国家打击犯罪的一项重要策略。 　　我国目前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的法治国家，许多专家学者就对“严打”刑事政策提出了质疑，认为它成效不大但却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破坏了我国的法治进程，不具有存在的价值。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必将合理，合理的必将存在”， 　　“严打”刑事政策在我国存在了这么久就必然有其合理性，因此我们不能对它全盘否定而应该进行全面、理性的分析，找出不足使之逐步完善，这样才能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用。 　　一、“严打”刑事政策的合理性 　　任何决策必须以对社会现实的科学分析为前提，只有符合客观现实情况的刑事政策决策才可能是科学的决策。就“严打”刑事政策而言，没有犯罪状况的严重性也就没有“严打”产生的现实合理性。就我国国情而言，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一直处于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大变动时期，固有矛盾的大暴露和新型矛盾的大泛滥致失序、失衡状态严重，治安形势的严峻、犯罪率剧增、黑社会性质犯罪等恶性犯罪突出。在引发犯罪的同时，一旦矛盾汇集，还将会影响政权的稳定与社会的稳定。这是发动“严打”的最直接原因；从我国的民情分析，我国缺乏人道主义思想传播传统，人的权益、尊严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不把犯罪人当人在观念上和实践中均被认为理所当然，民众报应情感强烈，对黑社会等严重刑事犯罪不予以“严打”也就无法实现刑事政策的公正价值，这是发动“严打”的群众基础；从我国的党情来看，我国是政策治国色彩浓厚的国家，我党长期以来依靠政策治理国家，这是发动“严打”的组织条件。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讲，在这个时期采取严打的刑事政策来调整社会矛盾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 　　首先， 　　“严打”刑事政策符合20世纪中期以来国际刑事政策发展趋势。国际刑事政策的总体发展趋势呈现两极化，即“轻轻”“重重”政策。“‘轻轻’就是对轻微犯罪的处理比以往更轻，即轻者更轻。‘重重’就是对严重犯罪的处理比以往更重，即重者更重。”而严打正是符合了国际刑事政策中的“重重”方面，具有其合理性，符合国际化方向。从西方近代法制史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特定时期，也就是在犯罪形势严峻、严重刑事犯罪率高居不下的情况下出台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是近代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规律性现象。经验证明“严打”对短期内抑制犯罪活动的暴涨是有成效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世界刑事政策发展趋势表明，对持续上升的犯罪浪潮以‘严打’迎头痛击，为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其次，“严打”刑事政策具有合法性。实行“严打”并不是用政策取代法律，而是以法律为基础来进行，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