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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联动内涵拓展运行逻辑与推进策略 　　〔摘要〕 个体化变迁深刻改变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使得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形势。“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三社联动”的协调机制主要体现在街道-社区两级主体之间，协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之间，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各主体间的联动过程。推进“三社联动”，要求通过政府体制创新，加快社区的本质重构；专业社会组织导入与本土组织培育并举，实现社区的再组织化；双向整合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升社会工作者工作能力和水平。 　　〔关键词〕 “三社联动”，个体化，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5-0030-05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关系变迁，其中个体化是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大趋势。个体化变迁中，社会个体从传统的社会制度框架脱离，而日益基于自我选择重新建构个体身份与社会认同，这深刻改变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关系与治理规则。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紧迫课题， “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我国在深化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内的探索实践，如何在社会个体化的背景下澄清其概念内涵、运行逻辑，对于进一步深化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 “三社联动”的时代背景 　　（一）个体与社会呈现流变的动态关系 　　在社会个体化变迁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个体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面向，意指与西方社会现代化同步发生的“人的解放”过程，即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机制作用下，个人从阶层、宗族、社区等传统、封闭、同质的地方共同体中解脱出来；通过现代教育体系、劳动力市场、福利国家等制度安排，成为对自己负责、为自己作主的个体。德国社会学家贝克从四个维度阐释了社会的个体化变迁：去传统化，个体的制度化“脱嵌”与“再嵌入”，被迫追寻“为自己而活”，系统风险的生平内在化 〔1 〕27-34。就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个体化意味着个体与社会之间权利边界的重新调整―― 在个体化语境下，个体根据自我需求进行个体身份与社会认同的建构，个体与社会处于流变的动态关系之中。 　　与西方社会类似，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变迁也是社会现代化的伴生物。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伴随着中国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所作的种种努力，个体开始挣脱家庭、宗族社区等传统社会结构的制约，而直接与革命运动与民族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这样，个体先走出“祖荫”，而后又嵌入“个体 - 党和国家”的轴线，与国家直接面对面 〔2 〕356。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社会的变迁呈现出从“总体性”到“个体化”的转变趋势 〔3 〕 。就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国家与社会中心基本同构，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以这种垄断为基础，国家不仅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和控制，个体的私人生活也必须在国家“给定”的有限空间里实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单位制的衰弱、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以及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而来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和方式的多元化，传统的总体性的社会关系纽带被逐渐撕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逐渐由单一走向多元，个体从先前的被国家所控制的状态中崛起，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度，个体与国家及社会的关系日渐呈现出松散、游离甚至背离的状态 〔4 〕 。个体化变迁深刻改变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使得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形势：首先，个体化变迁极大挑战了传统的社会整合力。随着个体化变迁的深入，个体日益基于自我中心和自身需求建构身份与社会认同，传统的权威日渐式微而失去对个体的整合力。具体而言，在“总体性社会”中，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和单位实现对农村和城市基层秩序的管理；然而，随着人民公社和单位制度的式微，我国的基层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权威真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与整合愈发呈现出“有心无力”的状态。其次，个体化变迁使得社会个体出现严重分化。个体化变迁过程中，个体的自由度和可选择机遇空前增加，且主要基于自我认同与自身需求决定个体定位。如此，原本受到同质性共同体制约的个体被分化成一个个有自身诉求的主体，极大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与成本。 　　以往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更多集中于对“国家- 社会”二元结构的探讨，而随着社会个体化趋势的发展，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体、社会与个体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迁， “个体”无疑应该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