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内生优势化解外部风险.docVIP

以内生优势化解外部风险 　　摘 要：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单位社会的转型，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的衰败破产，部分老旧单位社区呈现出棚户区化、居民异质化、底层化等特征。国内已有研究大多从“外部性”、“问题性”角度入手，较少关注社会转型带来的多重风险性对于社区治理的重大影响，对社区自身具有的、抵御风险的“内生性”优势重视不足。“社区抗逆力”视角立足于社区风险危机管理与预防，分析社区内部居民的风险应对能力、社区认同感、公共参与行为等主体性优势，同时挖掘家庭以及社区分权动员结构等社区内部环境优势，再配之以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等外部力量支持，形成一整套衰落社区重建以及抵抗风险的治理框架。这种思路有利于探索中国单位制度变迁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辩证意义，也利于我们有效继承单位社会传统，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 　　关键词：社区抗逆力；单位社区；风险危机管理；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6-0071-10 　　作者简介：芦 恒，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吉林 长春 130012） 　　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社会转型。我们不能将其视作一段非连续的过程，“单位制度”作为当初重要的工业主义安排以及社会治理体系、形塑中国城市转型和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对于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依然意义非凡。与单位制度相伴生的大量单位社区，在转型大潮中逐渐陷入“衰败化”、“杂化”、“贫民区化”，成为社会治理的“真空地带”。现有研究多采取“问题视角”，将变迁后的单位社区视为“非清除改造不可”的城市顽疾，抑或完全依赖行政、公益等外部资源进行支援的“被动社区”。此类“问题式”和“被动式”治理思维带来的是外部改造之后的社区居民原子化严重、参与动力不足等公共性危机。鉴于此，本文尝试运用“社区抗逆力”的思维破解困境，强调从“正向”和“内部”角度摒弃先入之见，挖掘单位社区面对社会转型风险时的自身优势和内在动力，最终与外部的政策支援互相配合，实现城市社区的良性治理。 　　一、后单位时期单位社区的变迁与困境 　　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入发展，作为中国特殊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的“单位社会”，因其变迁过程体现的复杂性、连续性、多样性，成为无法忽视的课题。在当前城市社会中，特别是在一些老工业基地，仍然有大量围绕棚户区产生的拆迁矛盾、贫困问题。大部分棚户区的“原型”是单位时期国有企业职工集中居住的“单位大院”。该词汇是单位时期独有的叫法，其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其“大”：多由大中型国有企业在城市远郊按照土地单独划拨规划而成，其面积规模较大。更具特色的在于其特殊的“院文化”。“院”是中国古代独特的空间形式，由四周院墙“合围”而成的生活空间也具有浓厚的“家氛围”，成为中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人们在“院”这种传统形式空间内可得到生活、工作所需的几乎所有资源。1以一汽为例，“街坊组成了厂前生活区的基本单位，在总体布局上强调轴线对称，街坊由四条道路包围。住宅沿街周边布置，围合而成一个内部庭院，内部庭院较为宽敞，不受外界干扰”2。“单位”首先是生产组织体系，给予成员以一种“稳定的工作感”；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形式，以“家”的形式和文化凝聚成员，形成以业缘为基础的“家园感”。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后国企深化改革，作为“单位大院”母体的“单位”本身在性质和功能上出现了变化――行政动员分配体系与经济生产体系分离，社会保障与社会功能分离，组织体系与家文化分离。为此，大部分单位大院尽管仍然保持“外观”上的“大院”，社区内部却出现了困境。 　　其一，衰败化。棚户区改造仍然是当前国家民生工程的重要部分。李克强总理2017年年初还在强调，城市棚户区改造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对改善困难家庭住房条件，拉动有效需求等发挥着重要作用3。在东北、西北等老工业基地，大量城市棚户区前身为国有企业的“单位大院”。以沈阳为例，“随着部分企业单位倒闭破产或转属转制，其自管的房屋维修责任单位消失，导致房屋年久失修。作为老工业基地，沈阳的弃管小区问题尤为突出。沈阳市城区共有弃管住宅区1502个，占44.4%，人口165.5万人，占总人口的32.7%”4。破产企业本身完全不能维护其基本的公共设施，无法完整提供公共服务，再加上低收入的居民负担不起物业费用，市场化运作的物业公司也不愿接管，导致社区衰败化。 　　其二，内部异质化和阶层分化。1998年，国家正式取消单位福利分房制度，居民住宅货币化，单位内部居民也依据个人购买能力开始分化。一部分居民买断单位房产权，有的还购买了其他商品住宅，逐渐搬离原来的单位大院。有学者称之为“过滤现象”，即“以高收入家庭迁居为导向的迁居与住房周转过程”5。实际上，这是一种社区内部阶层分化：一类是居民的“主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