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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诉法律思想对和谐社会建设启示 　　摘要：我国传统的“无诉”法律思想反映了古代统治阶级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们重视道德教化以预防纠纷、重视调解以解决纠纷。另一方面，统治阶级轾视法律和诉讼，把诉讼与和谐社会对立起来。法律在化解社会纠纷，实现社会公正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重视法制建设，充分发挥诉讼在解决社会纠纷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无诉：和谐社会：纠纷；调解：诉讼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08)01-0197-03 　　 　　一、我国传统的“无诉”法律思想及其实践 　　 　　“无诉”是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念。“无诉”思想最先由儒家提出，儒家创始人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论从此奠基，这一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直到明清时期都未曾改变。法家主张以刑去刑以达“至德复立”的至安之世。道家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从“无诉”法律思想中，我们看出古代统治阶层的政治理想及其对法律和诉讼的态度。首先，“无诉”思想表明古代统治阶级追求的是建立一个投有纠纷，没有争诉的和谐的社会。其次，“无诉”也反映了统治阶级对诉讼所持的厌恶和鄙视的态度。“无诉”法律思想在实践中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古代行使司法权的地方官重视对百姓进行教化，劝谕人们息诉止争。古代地方官员的文告、判词中到处可见劝谕人们息诉止争的内容。如“心要平恕，毋得轻意忿争，事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又如，“一应小事，各宜舍忍：不得辄兴词讼。不思一朝之忿，锱铢之利，遂致丧身亡家，始谋不藏，后悔何及。……若剖断不公，或有亏枉，方许申诉，敢有故违，仍告扰者，定行痛责，仍照例枷号问度，决不轻贷。”古代地方官之如此劝谕人们息诉止争，是因为我国古代评判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讼清狱结。如果治下纷争不息、诉讼迭起，则被认为是官吏德化不足和缺乏政绩的表现。 　　其次，历代统治者重视以调处的方式锵决纠纷，尽可能地减少诉讼。如，宋代司法官对于民问争讼，一般均采取先行调处，争取息讼。元朝广泛适用调处。规定“诸诉讼、婚姻、家财、田宅、债务，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免使荒废农务，烦扰官司。”当事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自愿和解撤诉准告以后，“不许妄生词讼，违者治罪。”明朝则明确规定了可以私和的案件范围，建立申明亭并规定多种案件须先经其调处。调处适用的对象多为轻微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调处的主持者包括州县长官、基层小吏和宗族长老等。在中国古代，调处实际上成为诉讼的前置程序，只有调处不成，才能对簿公堂。总之，调处是实现“无诉”的最为重要的手段，成为我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特色。 　　再次，历代统治者都禁止讼师替人打官司，以减少诉讼。邓析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律师”，因教人诉讼并收取代理费用而竟被当权者杀害。唐律列有“为人作碎碟加状”及“教令人告事虚”之律文，明清律则并为“教唆词讼”一条。《大清律例》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可见在古人跟里，讼师是制造不和与纷争的主要因素，是地方官抚政安民的障碍，因此法律予以严厉惩罚。 　　最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限制人们争诉，以达到“无讼”的目的。这主要是通过等级制度限制老百姓的诉权，譬如不得越诉(不经调解而径诵，卑幼不得控告尊长，卑贱不得控告尊贵。妇女、废疾人的诉权尤其受到限制，或完全被剥夺。此外，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刑罚和暴力的代名词，诉讼程序与发现事实的手段落后，刑讯逼供是主要的、合法的程序，加之官场普遍的腐败与黑暗，导致人民畏诉。 　　 　　二、“无诉”法律思想评析 　　 　　我国传统的“无诉”法律思想中，既有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的思想内容，也有一些至今仍然发挥影响并须予以摒弃的思想和观念。 　　首先，“无诉”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政治追求：建立一个没有纷争的和谐社会。这种追求过于理想，超越了现实可能，但其中包含了合理的思想内容。 　　“无讼”是由中国古代的和谐观念演化成的一个具体原则。和谐观念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征，如儒家说：“礼之用，和为贵。”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是赞美和谐的。汉代大懦董仲舒则总结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作为天、地自然间的一物，是自然的一部分，和自然融为一体。天地万物一切都是那么和谐有秩序，人间应顺应自然求得和谐。基于和谐观念，古代统治者确立了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建立一个没有纷争，人与人和睦相处的社会。另一方面，古人认为诉讼是对和谐的破坏，因为“讼则终凶”。可见，“无诉”是以和谐观念为基础的：反过来，“无诉”思想包含了古人的和谐思想和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