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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思维模式与生态伦理 　　摘 要：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导致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但由此造成的能源危机、环境破坏乃至异化现象等已引起了世人的忧虑。作为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生态伦理思潮，它在作人类价值论述的同时不能无视思维模式的存在，只有有效的把握思维模式对价值表达的影响，才能对生态伦理进行有效的促进。本文正是从《易经》这一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源点的分析出发，力求把握思维模式在生态伦理中的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思维模式；生态伦理；易经 　　 　　随着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机，形成了反思和批判近代工业化和现代性意识的潮流。生态伦理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随着生态伦理学的成熟和发展，它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意识的形成为生态伦理的普世性探索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于是，伦理学与生态环境交叉连接起来，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使伦理学的研究进程得到了有效的扩展。 　　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仅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是难以解决的，它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因此，找到一种能够对人类共同体的行为产生有效调控的手段，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在现代社会中，规范人类的行为和维护特定的社会秩序主要依靠的手段是法律和道德。而法律具有一定的阶级意志和群体意识，要寻求一部法律来调控全人类的行为将受到过多的历史条件限制。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入手，探求全球统一的规范意识来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学界普遍的共识。 　　生态伦理学从某些角度来说，具有一定的感性意识，它通过塑造自然人格，要求人们对自然尊重和关爱，这种思维带有一定的童话色彩或者神性意识。虽然如此，但由于其运用人类生活中熟悉的伦理规范来阐释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使人们普遍接受下来的同时也有效地调节了人在自然中的行为。在认识论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我们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信念，即感性认识只有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有效的揭示事物的本质，其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把握世界并不是那么的完美，现代性的焦虑和危机已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理性的科学思维方式以经验为起点，通过对对象的抽象化和统一化，从而推断出普遍的一般的原理和概念，同时予对象以“抽离”性，将人从环境背景中抽离出来，或将自然从“人”中排斥于外。这不可避免的背离了事物的真实情况与完整存在，从而难以获得“完整”的知识和必然的“真理”。它是脱离“整体”的存在和缺少“完整”的论断，难以判定和把握确切的事物本身。于是，“真理”问题仍悬而未决。另寻它法成了人们新的急待解决的课题，因此，我们有必要把目光转向具有自己独特发展模式进程的中国传统文化，至少在生态伦理上这种转向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作为一部凝结着原始思维的占卜理论体系的《易经》，它在承载巫文化思维的同时也深入了中国人文文化的核心，使二者得到有效的整合和连接，对中国文化特色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要把握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易经》的思维模式的理解必不可少。《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存在着某种同一。作为从巫文化中嬗变出来的系统化理论体系，《易经》的原始巫祝意识把人置于面向天地开放的本然位置上，认为人的命运乃至人类的福祸与天地万物都息息相通。这种思维模式是中国哲学的源泉，在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因此，分析《易经》的原始思维模式，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有利于生态伦理探索新的研究视角。 　　由于万物有灵论和“互渗律”信仰，古人眼中的世界图景是有机的，万物有灵，灵灵相通，所有的事物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并且互相感应联系。《易经》作为一部凝结着原始思维的占卜之书，要准确的评价分析它的文化地位和有效的理解其意义，首要的前提就是将它置于古文化的背景之中，达成对其最初含义的准确的把握。“巫术与宗教不仅是教义或哲学，不仅是思想方面的一块知识，乃是一种特殊行为状态，一种以理性、情感、意志为基础的实用态度。它既是行为状态，又是信仰系统；既是社会现象，又是个人经验。”［1］古人不仅把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人格化而加以祭祀崇拜，而且将自己的休咎吉凶与草木山川飞禽走兽的异动联系起来。以图腾制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原始宗教意识无不是主体的愿望需要与原始思维相结合的产物，而《易经》正是它的理论集成。 　　 《易经》中的象占就是他们试图通过对这种异动的揣测来把握自己命运的意识体现。象占的“意思是指所有物象之变化或显现，人们见了，以为跟他有密切关系，因而探究神旨，推断吉凶的一种占验。”［2］以物象明人事，或取天地阴阳之象，或取万物杂象等常见于古筮书中，而在《易经》中尤为多见。高亨先生对四百五十条筮辞逐一列表分类，其中取象之辞占有绝对比重。所以《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当然，它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