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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与孔子 张黎 来源：光明网-《中华读书报》2011-01-01 春秋笔法：传播真理的计谋 提到布莱希特与孔子的关系，要从布莱希特写给卡尔·克劳斯的一封残信说起。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是奥地利犹太裔讽刺作家、政论家，20世纪初期曾经自编自写自己出版《火炬》杂志，当年在德语国家和匈牙利、捷克颇有影响。克劳斯从批判资产阶级语言的堕落出发，批判当代资产阶级文明的衰落。上世纪20年代末期布莱希特《三毛钱歌剧》公演时，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凯尔曾指责布莱希特有抄袭行为，克劳斯仗义执言，为布莱希特辩护，从此二人结下友谊。 1934年2月，维也纳工人举行起义，反对把奥地利并入德国。克劳斯鬼使神差，出面发表反对起义的言论。当时布莱希特正流亡丹麦，他称克劳斯的行动为善良无知者的快速堕落。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开导他，但又不能伤害他，于是便写了一封信给克劳斯。不知什么原因，这封信未发出去。二战以后出版布莱希特书信集时，发现这封信的最后一页底稿丢失了，成了残信。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劝说克劳斯重操旧业，继续以语言分析的方式，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布莱希特相信，克劳斯凭着他的语言敏感性，一定会识破法西斯分子那些套话蛊惑人心的性质。他在表达自己的愿望时，用了一个中国典故，把自己比喻成请求老子撰写《道德经》的关尹，实际上也就是把克劳斯比喻成了老子。布莱希特的确很尊敬克劳斯，尤其推崇他的语言批判，视他为师辈朋友。他在信中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愿望的：…我又要举一个中国人的例子；这原因在于中国作家不只是复制人的道德，似乎对语言也给予巨大关注。在这方面，孔夫子发挥了巨大影响，他在一部普通的历书上，用别的字代替几个字，比如说：某王谋杀他的皇帝代之以某王处死他的皇帝。这也仅仅是语言… 这封信到此戛然而止。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布莱希特在这里要说的是孔子作《春秋》、寓褒贬于一字之差的典故，即后人所谓春秋笔法。布莱希特显然是在孔子的春秋笔法与克劳斯的语言批判之间看到了契合点：它们都是语言批判，所关注的都是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即所谓名与实或称概念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布莱希特从中得到启发，为自己发现了一种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新方法。他给克劳斯的这封信未能发出去，自己却把这个想法写成一篇文章，即著名的《描写真理的五重困难》，于1935年4月发表在巴黎一家反法西斯德文报纸上。 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家若想描写真理，与谎言和无知作斗争，至少要克服五重困难：其中传播真理的计谋是全文的重点。布莱希特认为，传播真理不但需要勇气，而且还要有计谋。他说不论什么时代，凡是真理受到压制和掩盖时，尤其需要运用计谋。他列举东西方思想家、作家，例如孔子、托马斯·莫尔、列宁、伏尔泰、卢克莱修、莎士比亚等人冲破现实障碍、运用计谋传播真理的例子。他以孔子作《春秋》为例说：他只是改变某些词汇，例如：昆公命人杀死哲学家宛，因为他说过什么什么，孔子用谋杀代替杀死。又例如：某暴君遭行刺而死，他用处死代替行刺。由此，孔子开了重新评价历史的先河。 布莱希特在这里根据自己对孔子的理解，信手举了两个例子。它们并非出自《春秋》一书，但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关于弑和诛的不同用法，对布莱斯特的语言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他看来，当真理受到压制时，这种计谋对于传播真理是很管用的。他从当年德国纳粹的蛊惑宣传中，选择了几个流行词汇作对比，例如人民和民众、纪律和服从、土地和地产等等。布莱希特称前者为谎言和欺骗，后者才是符合实际的词汇。因为人民表示的是具有某种一致性和共同利益的人群，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即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民众，具有不同的利益或者完全相反的利益。所以，法西斯宣传称德国人为人民，这是对德国人的欺骗，掩盖了具有不同利益的民众的真实状况。又例如纪律这个词汇，在受压迫的人群中，应该用服从。因为在没有镇压的地方，也同样有纪律，在这种情况下纪律是一种主动的好品质，服从则是被迫的、被动的。通过这些对比分析，布莱希特得出结论说：孔子的计谋，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用；孔子用合理的判断取代对国家事件的不合理判断。 在布莱希特这里，面临希特勒的野蛮统治，写作的目的在于传达反法西斯主义的信息，表达反法西斯的意志，动员反法西斯力量。基于这种信念，布莱希特把《描写真理的五重困难》这篇文章印成小册子，在封面上做了伪装。他用《急救实用手册》和《帝国作家协会章程》等作为假名，将书偷偷运回德国，以期至少在读者中起到揭露法西斯主义本质的作用。 《孔夫子传》残稿 1940年-1941年，布莱希特正流亡芬兰，他阅读了美国汉学家卡尔·克娄的《孔夫子传》和英国汉学家阿瑟·威利翻译的孔子《论语》，萌生了创作剧本《孔夫子传》的想法。他在1940年11月11日的工作日记中记下这样一段话：阅读孔夫子传记。这是一出多么有趣的戏呀！二十岁上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