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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乱世 用重典另类解读 　　摘 要：“治乱世，用重典”一语并非出自当代，在诸多的探讨中饱受批驳。然而，将其放在古今、中外的案例中进行比较，同时结合中华语言辞藻的特殊之处来理解它，把“乱”与“重”理解成定于后置，就有了与当下“法治”理念相适应的内涵。针对个别“乱治”的现象，应当采取“重用典”的措施来使社会管理纳入法治轨道。 　　关键词：重典治吏；定于后置；法治；洁西卡法案 　　“刑罚世轻世重”，最早见之于《尚书》中的《吕刑》。乱世用重典，是我国历史上关于治理犯罪的一种观点，对应现代西方刑事政策理论中的吓阻理论。其背后思维是两个相关的观点：（1）出于功利主义，理性计算行为之利弊得失，依此决定要不要犯罪；（2）怕痛苦、怕死，之所以会犯罪猖獗，必是因为惩罚不够严厉，也就是犯罪的成本不够高。在犯罪率升高、或者人民感觉治安恶化时，便容易出现“只要提高处罚，便能直接减少犯罪”的这类呼声。 　　1 明初重典治吏的概述 　　洪武末年，朱元璋曾对皇太孙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重刑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商鞅、韩非子把重刑看作是唯一有效和普遍适用的统治手段，绝对地排斥轻刑，反对“仁义”、“礼教”一类的感化手段。朱元璋则始终认为只有“乱世”才用重典，也十分注意利用轻刑和礼教感化来配合他的重典政策。 　　2 重刑主义在明初法律实践中的表现 　　2.1 《大明律》 　　《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条，为洪武三十年五月颁行。与《唐律》相比，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呈现出重刑主义倾向： 　　第一，增设刑罚种类，刑罚措施的严厉性和残酷性大为提高。在《刑名》部分，在五刑之外，尚有凌迟刑和刺字之法、阉割枷号之刑； 　　第二，扩大罪名的内容，增加律文的条款。鉴于唐宋几朝内外官“吏勾结，皇权旁落的教训，明律专设了奸党律条； 　　第三，同一罪名法定刑幅度提高，株连的范围扩大。“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孙、父母、子、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 　　2.2 《大诰》 　　朱元璋惟恐法外遗奸，特令颁行《大诰》于天下。其内容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1、撮洪武年间刑事案件之要，用以“警省顽奸”；2、结合陈述案件和列专条颁定一些新的重刑法令条款，用以严密法网；3、在不少条目中兼杂有明太祖对臣民的大量“训导”，明确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思想和主张。 　　2.3 法外用刑 　　《通鉴辑览》记载：“明天下重囚，多收系锦衣卫断治”，“帝时有诛戮，辄下镇抚司杂治，不由法司”。司法实践当中，朱元璋还把法外用刑作为镇压平民和惩治贪官的恐怖手段。同时，扩大株连范围，屡兴大狱，杀戮功臣，本来按照法律的规定，除“谋反”、“大逆”之外，不能族刑连坐；以检校、锦衣卫参与侦察审判。 　　3 明初重典治国的结果 　　明朝初年重典治国，尤其是重典治吏和严刑惩贪的确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明初的吏治，经过整饬，一反元末以来“赂遗权要”、“蠹政厉民”的腐败风气。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就评价道：明初吏治“几有两汉之遗风，且驾唐宋之上。”然而，重典治国所带来的积极效果仅是短暂而局部的，这一政策为封建统治者留下的是长期而全面的积弊。“出任者，多作死，佯狂，求解职事。” 　　4 “乱”与“重”的另类解读 　　何以理解”乱“、“重”？ “乱”亦可指社会规则、作为人的基本价值底线的乱，非仅指政局动乱、战乱、祸乱不可；“重”亦可指“用”的效果，严格施行，重在执行程序正义，非“典”的内容严苛、残暴、狠毒、丧失道义。现代汉语里，定语一般都放在中心词的前面，起修饰限制的作用。但在古代汉语里，为了突出和强调定语，有时也会把定语放在中心词之后，这种情况叫做“定语后置”。 定语后置主要有五种情况： 　　1、“中心词+之+定语+者”，如：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马说》； 　　2、“中心词+定语+者”，如：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赤壁之战》； 　　3、“中心词+之+定语”，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 　　4、“中心词+定语”，如：从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缯单衣，立大巫后---《西门豹治邺》； 　　5、“中心词+而+定语+者”，如：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与？--《五人墓碑记》。 　　“治乱世，用重典”的理解应基于上述情况中的第四种，即“中心词+定语”。在此的结构下，“治乱世”、“用重典”中的“乱”和“重”便是作为“治”和“用”的后置修饰。换言之，“乱”是形容“治”的方式、状况，而非对“世”的界定；“重”则是形容“用”的描述，而非对“典”的界定。可意为：面对混乱的社会治理，应当严格执行法令。对此，对制定好的法律的严格依法执行，即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