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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绘意义与前途 　　[摘 要]本文在简要介绍贝内特《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一文的主要思路与影响的基础上，以小说文本和据之改编的同名电影《教父》的出现、内容及社会影响为例，印证了文中观点，并对“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意义差异及其演变所反映出的通俗文学的发展趋势作一展望。 　　[关键词]贝内特 马克思主义 通俗文学 教父 　　 　　贝内特，全名弗雷德里克?安东尼?贝内特（Frederick Anthony Bennett），1947年12月2日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市。曾获得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学士学位，后来又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76年到1983年期间先后担任英国开放大学社会学助教、跨学科研究课程讲师，1983到1994年受聘于澳大利亚格里菲思大学，司职社会学高级讲师、副教授，1994到1998年升至文化研究课程教授，并担任格里菲思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和澳大利亚“文化与媒体政策中心”主任，1998年后，也就是在斯图亚特?霍尔退休后，贝内特回到英国，接任原来由霍尔担当的开放大学社会学教授一职至今。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贝内特一直是澳大利亚人文学科研究协会的特别会员。随着他的学术影响日渐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贝内特受英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欧洲理事会等组织的委托，承担了许多研究方案。 　　《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是作者写于1981年的文章，它主要论述了作者对于所谓“通俗文学”的看法。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文学”是“以特定和确定的方式由教育机器中或围绕教育机器运作的意识形态所建构的经典或一批文本实体。”[4]而通俗文学则被认为“是一个残存的概念，是对文学进行过描述和解释之后的残余之物”[5]，它的特定品质是由“一系列据说与已经确立的文学特点相区别的属性（如情节的标准化或缺乏性格）所组成的”，也就是说，文学的概念与通俗文学的概念是互补的，那些不符合“文学”定义的写作成果才有可能被称为“通俗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通俗文学是被排除在所谓的“文学”范畴之外的。 　　托尼?贝内特在这篇文章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内部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经典化了的传统”（即“文学”）上，而通俗文学长久以来是被忽略的。他举了卢卡契、戈德曼等学者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认为“唯一称得上认真和持续地研究了非经典化的文本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是法兰克福学派”，但他们侧重于音乐而不是小说，同时由于受黑格尔的影响，他们的对通俗文学的研究多是批判性的，偏左派的。而马克思主义批评本身又是一种“扭曲了的唯物主义”，对它来说“文学问题是一个错误的问题”，这主要由于：1、如果人们研究的对象是文学的创作方法问题，那么文学的创作和评价标准就会被忽视。2、马克思主义要求分析文学文本要与其时代历史紧密结合，而作者从文学分析的角度则认为文本可以从其特定历史环境中抽取出来。此外，马克思主义着重于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条件而非其发生作用的环境，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对其“价值”的过度关注，因而可能使分析者夸大社会历史条件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产生的作用。作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过度关注“价值”的做法，事实上是沿袭了资产阶级的批评传统的，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成了扭曲的唯物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缺乏马克思主义的部分。于是“马克思主义批评选取和评析的文学文本不可避免地与文学唯心主义已经尊奉为‘伟大的’作品相重合”[6]，也即是说，在对“经典”的认定上，尽管有着唯物与唯心的根本差异，但马克思主义批评与资产阶级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基于这种认定的一致性，大部分文学批评流派在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方面的论述是一致的，即：“文学不是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自律的，而通俗文学则是意识形态，且被还原为意识形态。”[7]也就是说，通俗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文学。这就印证了作者之前的论断，即：长期以来，通俗文学由于被排除在“文学”范畴之外而被忽略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通俗文学就没有价值呢？不是的。 　　作者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认为，既然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别在此，我们不妨理解为，文学既然不一定受它所在的特定历史条件（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么它就能从更大程度上反映作家的内心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但通俗文学是意识形态的反映，这是因为它本身具有商品性，要吸引读者，就必须以他们的关注点为素材，这势必使得通俗文学尽可能地贴近民众生活，当然也就忠实地反映了时代（包括这个时代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可以说，通俗文学是“不小心”但又是必然地成为意识形态的忠实反映者的。但同时，通俗文学是大众化的、是可以虚构的，所以又不能纯粹地、公式化地将其等同于意识形态，它甚至往往是“毫无禁忌并且深刻地颠覆着阶级、民族、以及性别歧视等意识形态主导话语”的。 　　这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