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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典出版及其价值探析 　　关键词：地方文献；文献保护；《广州大典》 　　摘 要：《广州大典》的出版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文献重印工作，印数500套，以全国首创的出版方式传承了我国古代修书的传统特色，给古籍的阅读推广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启发。 　　中图分类号：G2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7）06-0093-02 　　1 古籍再版的重要性 　　古籍图书的再版，从盈利角度而言是微利的，因而极少数出版社愿意再版印刷古籍图书，市场上的购买者也局限于图书馆及比较专业的机构和人士。印数少，读者少，都是常态[1]。但从弘扬中华文化的角度看，古典著作的再版及阅读推广是有利于读者接受传统文化滋?B的。笔者以《广州大典》为例，阐述了其编纂以及出版过程，并探究了它在推进阅读推广方面的意义。 　　2 《广州大典》的编纂及出版 　　2.1 政府主导全面收集阅读底本 　　我国历来强调“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在古代社会，统治阶级要了解地方情况、加强统治，就会专门搜集、编撰地方文献，并给予妥善保管或者再版印刷。这种传统特色延续到当代，则出现了《广州大典》这种政府主导、统一规划再版地方古籍文献的中国特色案例。在国外，以美国为例，一般由公共图书馆或档案馆去收藏、传播古籍资料。例如：美国图书馆界有专门的善本与书稿委员会，其工作职能主要是促进古籍文献的获取、保护、保存及阅读推广。在我国，政府可以充分结合我国国情，整合分属不同系统的文献收藏机构及各个科研院校的研究力量，避免因缺乏统一规范和目标带来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同时，政府的专项拨款有利于加快古籍资源的底本搜集，促进再版准备工作的顺利推进。例如：2005年广州市政府斥资2，000万元指定地方文化部门主持编纂《广州大典》，就是地方政府部门主导下再版古籍的首创，有利于系统地搜集、整理、抢救和保护地方文献。 　　2.2 地方媒体大力宣传吸引读者阅读 　　从2005年4月启动编纂到2015年4月完成阶段性的编纂出版印刷工作，《广州大典》的整个编撰及出版过程都得到了政府主办的地方媒体的大力宣传。例如：通过《广州日报》的跟踪报道，读者可以了解《广州大典》的印刷工艺包含制版、印刷、折页、排页、锁线、丝印及精装拨圆等，其工序多、工艺难度大，质量要求极高[2]。2015年4月，《广州日报》又报道了《广州大典》十年编纂总结会议。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可以挖掘潜在的阅读对象，让广州本地市民及时了解《广州大典》的出版特色，认识到这套丛书的再影印出版对促进广州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3 通过赠阅发挥阅读导向作用 　　1999年，广州市人民政府举行了《广州大典》（CD-ROM）首发式，并将《广州大典》（CD-ROM）选定为对外交流合作馈赠外宾的礼品。虽然该《广州大典》（CD-ROM）不同于古籍再印刷的《广州大典》，但政府部门已逐渐认识到通过主动的阅读推广可以扩大城市的影响力。据了解，《广州大典》已被作为珍贵礼品馈赠给国内及国际知名图书馆、国际友好城市、各大学及科研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等200多家单位，这一举措有助于增强广州地方政府及市民对外宣传、传播自身文化的自信心。2016年，《广州大典》衍生出了广州城市学以及相关历史文献学研究。 　　2.4 推进复合出版，促进复合阅读 　　《广州大典》收录了历代文献4，000余种，编成520册，每册约850页，每页大体按四合一拼版来印刷。其中，《经部》56册，《史部》197册，《子部》62册，《集部》103册，《丛部》102册。《广州大典》搜集的珍稀版本众多，包括清乾隆以前的刻本357种，稿抄本461种，以及很多散存于国外图书馆的善本、罕见版本。从500套印数的国际出版行业惯例看，这套丛书应结合数字化出版才能达到较好的出版价值[3]。2012年，《广州大典》的主编陈建华指出要在数字化出版方面多做工作，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开发利用，充分展示《广州大典》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增强服务功能。到了2016年，读者只要拥有广州图书馆的读者账号，就可在线阅读《广州大典》全文。今后，随着复合出版的发展，编委会可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以图文、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广州大典》的内容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开发，以提高《广州大典》的使用率，增强文献在复合阅读形式下的文化服务功能。从《广州大典》的纸质出版方式看，其依然采用旧的分类体系（采用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进行分类，不便于查找。但借助全文搜索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利用率，使市民足不出户就可在线检索阅读这部数量浩大、气势恢弘的经典作品。 　　3 《广州大典》出版的意义 　　3.1 稀缺式出版提升了阅读收藏价值 　　在广东省，重印地方文献的出版单位不局限于广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