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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主义批评话语视阈中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 　　摘要：特定的时代氛围以及萨义德的相关学术观点，致使“东方主义”批评话语与鲁迅国民性批判发生必然关联。“东方主义”批评话语在两个方面促进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新局面的出现。首先，“东方主义”理论的输入引发论争，而论争双方的理性最终促使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趋向理性，具体表现是：鲁迅国民性批判最终成为被审视对象，解构与建构相向而行，殊途同归。其次，“东方主义”批评的方法、视角与观点促使国民性批判研究的深化：相关观点及知识考古促使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渊源探寻的深入及多元化；“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本土补充使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得以在开阔的视阈中进行。 　　关键词：东方主义；国民性；他者化；知识考古；重构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5-0067-06 　　“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输入，烘托、刺激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从而使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乃至鲁迅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 　　一、“东方主义”与鲁迅的必然关联 　　“东方主义”是萨义德专著《东方学》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复杂，在此取其两个义项：一是欧洲中心主义或白人中心主义，二是研究东方的学科或学问，即“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①，“东方主义”等同于“东方学”。萨义德的《东方学》、杰姆逊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等后殖民文学理论、福柯的权利话语，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进入中国，但对文坛影响最大的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理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理论与鲁迅叙事发生关联，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从文化的角度看，特定的时代氛围使东方学特定的价值取向与鲁迅发生关联成为可能。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特定的政治因素与文化因素驱使部分文人的学术兴趣转向文化领域，“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随之萌发，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后殖民批判话语正好迎合了中国文人的诉求，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受到特别青睐。因为，萨义德解构西方文化霸权、为东方文化张目的文化思路启迪了中国学者，迎合了中国本土的民族情感，因而部分中国学者开始反思自己在“文化热”中的西方文化崇拜，重新思考本土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学者们开始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而鲁迅是“反封建”的主将，其国民性批判顺理成章地进入学者们的视域。 　　从文学的角度看，萨义德对种族歧视的批判及相关文学评论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发生反向关联。萨义德指出，“东方主义”实质上是西方用以描述、殖民、重建、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或机制，西方中心主义者对东方的想象建立在优越的“西方意识”基础上，其目的是使西方获得征服东方的“合法性”与“合理性”。② 在西方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中，东方仅仅是“某些支配性的框架所控制和表述”③，或被他者化的对象。在考察福楼拜、奈瓦尔、夏多布里昂等作家描写亚洲和美洲殖民地的作品之前，他这样立论：东方主义虚构被殖民民族的个性，作家的表述或描写仅仅是“作为表述的表述”，而不是对东方进行“自然”描写。④ 萨义德认为，进入当代之后，“帝国主义”甚至与“文化”建立了“共谋关系”；“共谋”在文学叙事中的具体体现是：要么“阻止他人叙事的形成”⑤，要么为实现自己的霸权而谋划；而在新老东方主义者的文化或文学叙事中，中东穆斯林、印度人、马来人、中国人有着民族共性，如愚昧、疯癫、好色、懒惰等，而这些民族的居住地则充满专制、黑暗、腐败与混乱。萨义德的民族主义观点引起中国文人的“民族警觉”，这种“民族警觉”促使文人们迫不及待地考察本民族“国民性”的“他人评价”和“自我评价”。于是，两种学术焦虑随之产生：马可?波罗、利玛窦、史密斯（明恩溥）等人的中国形象描述是否包含文化阴谋，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否陷入新老帝国主义的文化圈套。而焦虑的集中指向是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从表面上看，是刘禾论文《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的发表使“东方主义”话语与鲁迅发生关联，而事实上刘禾的论文仅仅是使“东方主义”话语与鲁迅发生关联的触媒，因为关于“东方主义”的讨论最后落脚于鲁迅国民性批判，是历史的必然。 　　二、“东方主义”理论的输入与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的理性化 　　“东方主义”批评话语输入之初，给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带来的是冲击：与1980年代“第四代”学人颠覆先前的鲁迅研究不同，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激进文人从思想资源层面切入，否定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合理性，而鲁迅国民性批判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关键因素。 　　旅美学者刘禾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刘禾认为：国民性是“现代性”理论中的一个神话，它不仅是一个伪命题，而且是一种源自西方传教士且带有歧视性的知识构成，所谓国民性批判是鲁迅的“虚构”。⑥ 刘禾的观点引起反响，但范围有限。时至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