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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参与课程开发研究历程与启示 　　【摘 要】本文通过对“教师参与课程开发”这一命题的相关研究历程进行述评和分析，揭示了教师在课程开发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希望能帮助广大教师深刻地认识到自身所起的重要作用，更好地适应新课改。 　　【关键词】教师参与课程开发 　　 　　教师与课程成为了当前教育界两个重要的问题。二者的关系经历了从浑然一体到相互分离，再到现在逐渐相互融合的历程。当教师与课程被作为两个领域进行研究时（其实也是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现之后），教师与课程的关系才得到了学界的重视，并因此出现了“教师作为课程的设计者”、“教师作为课程的开发者”之类的命题。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教师与课程的关系，其中，“教师参与课程开发”被作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 　　 　　一、杜威的课程“心理化”和泰勒的“目标模式” 　　 　　如要追溯“教师参与课程发展”的研究，则要回到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时期。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席卷美国，其中，杜威的思想对当时美国的教育影响极大。他从实用主义哲学和对二元论的反对出发，阐述了自己的课程观。他认为，“未成熟的、没有发展的人”和“在成人的成熟的经验中体现出来的某些社会目的、意义和价值”构成了教育过程的两个基本要素，而教育就是这两个要素应有的相互作用。但是，长期以来，人们都把教育中的各种要素相互孤立，从而出现了儿童与课程相互割裂等现象。事实上，教育需要把教材中表现的知识恢复成为它被抽象出来的“经验”，这就是课程的“心理化”。此外，他还认为教师的指导在这一过程中是一个重要因素，教师的问题是引导学生有一种生动的和个人的亲身体验，使教材变成经验的一部分。“他（指教师）考虑的不限于教材本身，他是把教材作为在全部的和生长的经验中相关的因素来考虑的。”杜威在这些论述中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论述“排斥教师指导”或“对儿童灌输”两种教育方式的错误所在。其中尽管没有系统的关于教师与课程的关系方面的论述，但可以从中看到，杜威的观点表达了教师在教材“心理化”过程中作为指导者的地位。 　　另外一位进步主义教育学者哈骆德?瑞格提出，教师参与课程大纲的编写十分重要，而且这种参与最终将变成教师的教学行为；仅仅建立在儿童自发兴趣基础上的课程是不可能的，课程必须经由教师的规划和运作。“更直率地说，课程应该事先由教师作出规划。”经由杜威、瑞格等人的铺垫，在二十年代出现了教师参与课程编制的具体实践――“丹弗计划”，其突出特点就是教师参与课程编制。因为当时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按照课程设计者的规划去教学，而不是编制课程，教师的在职培训也只是讲授教学方法。但该计划的负责人泽西?纽伦同时也认为教师编制的课程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它带动了教师教学质量的提高，促进教师对当前的教育思想感兴趣。可见，当时人们尚未认识到教师参与课程编制的意义，致使教师将课程编制作为一项任务，而没有重视其目的。 　　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教育陷入了困境，进步教育协会试图就课程内容进行新的实验研究，这就是著名的“八年研究”。为了减轻升学、改革的压力，进步教育协会组织了一个由大学和中学教育者构成的委员会，并通过了一项协议，内容是大学允许中学根据需要自行设计课程而不影响中学毕业生的升学机会，这样就协调了二者间的关系。为了设计出更有效的核心课程，还成立了教师研讨班，其目的是为教师编制教学计划和教材、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提供帮助，从而开发出适合学生的课程方案和评价工具等，并最终实现了课程方案的开发与教师的培训相互结合。 　　泰勒的学生塔巴进一步发展了对教师参与课程开发的理解。其课程开发模式仍然遵循了泰勒的思路，即课程开发一个是诊断学生的需要、形成课程目标并选择内容、评价结果的过程。但其创新之处在于将教学单元作为编制的起点，更为微观地研究教学层面的设计。她还强调要使课程设计富有成效，就要从教师的作用出发，并由此提出了“教师作为变革的代理人”这一概念。 　　当时，教师“参与”的亮点就在于中学可以自由设计核心课程，而不必拘泥于升学的需要。此外，教师还被认为是课程参与的执行者，这就使课程开发的“目标模式”具有了高度结构化的特点。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只有课程专家和学科专家参与到课程方案的设计中，而少有教师参与，使教师参与课程开发无法落到实处。 　　 　　二、施瓦布的“实践模式”和斯坦豪斯的“过程模式” 　　 　　著名的课程学家施瓦布在1970年发表了《实践：课程的语言》，之后又发表了两个续篇，以批评泰勒的“目标模式”过于依赖理论，他认为从脱离实践的抽象理论出发只会使课程陷入困境。施瓦布称“目标模式”是一种对抽象理论的迷恋，缺少对具体教育情境的关注。为此，他提出了课程开发的“实践模式”。 “实践模式”的最终目的不在于确立被假定的真理和普遍的知识，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