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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学者看国外对我国国民文化研究 　　[摘要]英国学者对我国国民文化的研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无论最初贤明的孔子，还是后来“半野蛮”的、被嘲笑的对象，都有失偏颇，只不过是将中国当做反思西方文化的一个参照而已。英国学者对中国国民文化的了解历程可以看出，研究者对异文化态度的理性认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关键词]英国学者；中国国民性；文化研究 　　国民文化（National character）指“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的群体人格，是一国国民或一民族成员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与行为特征之总和，它赋予民族心理以质的规定性”。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认为，民族性格是根植于人的内心的文化模式。国民性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对方，了解异文化，寻求对有关不同民族社会行为的解释。国民性的研究反映出人们对不同民族行为方式的好奇和了解彼此国民性的需要。世界近现代过程中，英国学者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更是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一、温和、贤明的学者 　　根据孟德卫（2007）的观点：“直到1500年后，中西方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交流”。他认为，“在1500-1800年期间，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认识源于孔子的形象”，关于这位博学圣人的最著名的描绘是他身处一个放满书籍的书屋中。这一形象最初出现在1687年伦敦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孔子被描绘成一个贤明学者的形象，书的插图中孔子双手合十，身后是汗牛充栋的典籍，一幅温和、?t明的学者形象。这一形象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流传，且代表了17-18世纪英国对中国的积极印象，英国人认为中国人都是孔子的做派。 　　孟德卫（2007）将1500年至1800年之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往，称为“伟大的相遇”。因为在这三百年当中，双方的交流“始终是双向的”，对话是平等、和平的，英国也在十八世纪掀起一波“中国热”。 　　二、老朽欲碎的战船 　　1792年，英国马戛尔尼（Macartney）勋爵出使中国，是两大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接触。中英文化的巨大差异，使中英双方摩擦不断。根据佩雷菲特（2007）中英双方的分歧在于出访目的、礼品的定位和最后的礼仪之争三个方面。 　　第一，双方针马戛尔尼之行的目的有截然相反的定义。英方认为马戛尔尼此行目的是出使，清朝皇帝认为，天下之土，莫非王土，所以清王朝从上到下都认为是纳贡。此处中英文化产生了首次正面冲突。 　　第二，中英双方对待礼物的态度和方式大相径庭。英国人认为介绍礼品时要充分展现礼品的价值。如果赠送的礼品价值不高，就是失礼表现。但是，他们的做法恰恰与中国文化的习惯相反，因为中国人认为送礼者应贬低所赠礼品的价值，以免使受礼的人感到侮辱。 　　第三，针对师团觐见皇帝的礼仪争执不下。双方就马戛尔尼（Macartney）觐见清皇帝时，单腿跪地还是行三跪九叩之礼产生争议。对清廷来说三跪九叩是一切朝贡者或者藩属国王觐见皇帝时都遵守的礼仪。中国人想尽一切办法，试图使马戛尔尼（Macartney）等对乾隆行“跪拜礼”，但马戛尔尼（Macartney）却坚持表示，愿意在符合于他对本国君主所行的最高礼节的限度内行使礼节，可使用吻手礼。经过长时间繁琐、繁复的斗争，马戛尔尼和清朝官员终于达成统一，被允许在觐见皇帝时行屈一膝之礼，取消吻手礼。 　　虽然马戛尔尼没有完成访华之旅的使命，然而其在华所见所闻，加深强化了英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判断。马戛尔尼（Macartney）认为，“中华帝国已经是一艘老朽欲碎的一等战船。在过去150年的时间里，正是幸运地依赖于能干机警的指挥官，才使其继续漂浮；仅仅依仗其巨大的躯壳外表，吓唬邻邦，她也许还不会完全沉没；还会像受到重创的船体一样在水中漂浮，然后被冲刷上岸，变得支离破碎；永无在陈旧的底板上重建的任何可能”。 　　正如《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所评价，这次本应为东西方带来文化交流的机会，却如聋子――地球上最强大的聋子――之间的对话一样，使这个机会付诸东流。两个傲慢者互相顶撞，双方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把对方推到野蛮人的边缘。这样，一场聋子对话便继续进行下去：欧洲扮演一个滔滔不绝地说话的角色，自问自答，而中国扮演的却是一声不吭的哑巴。中国拒绝对世界开放，而英国人则不管别人愿意与否想让世界对所有的交流开放。“欧亚大陆的两极在50年里将从文化冲突变成兵戎相见”。 　　马戛尔尼（Macartney）访华成为中英交际史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英方对中国的认识从开明的学者形象逆转为无礼野蛮的被人嘲笑的象征，中国开始被称为“不可理解的东方”，中国文化从被人欣赏变成了被一些人“攻击的对象”。由此可见，英国人在十八世纪开始所形成的主要是一种否定的中国观，认为中国处在“半蛮夷”状态，英国文化则处于强盛、文明的地位，对中国文化有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