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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又红又专’人才 　　今年10月6日是清华大学原校长蒋南翔的百岁生日（“生平”所载9月7日是农历），一股责任的力量驱使我一定要为蒋校长写一点纪念的文字。在我当学生的时候，亲耳聆听他的报告和演讲，他是我心中可敬的校长。在我走上社会参加工作之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我有幸多次面见校长，他的谆谆教诲，令我终生难忘。在他永远地离开我们之后，我又有幸参与了编辑他的“纪念文集”，曾为文集的出版外出约稿调研，并为其写了“编后”。 　　校长是青年人的良师。他1952年12月到清华任校长，在他担任校长6年后的1958年秋季，我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读书，从此成为他的一名学生。作为学生，我们都爱听蒋校长的报告，言之有物，针对性强，无套话、废话，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简短，每次只讲一个问题，一般不超过30分钟，在你还想听的时候，报告结束了。记得在1961年5月4日的晚上，学校在西大操场举办了五四青年节纪念晚会，大家散落地聚集在操场上，蒋校长在体育场的看台上做报告。他讲了“红”与“专”的关系问题。他鲜明地指出，只红不专、只专不红、先专后红、先红后专等等说法是不对的，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以往天安门走作比喻。他说，从清华到天安门，天安门是目标，是方向。方向是头等重要的，是政治。去天安门只能朝东南方向走，不能往北走，那样就走到清河去了。但光方向对头还到不了天安门，必须实地走才行，否则方向再对，不走还是永远到不了天安门。而且走路的时间比辨方向的时间要多一些，这就有一个学好业务的问题，是专的问题，所以红专要结合，要又红又专。他也讲到要继承老清华对功课严格要求的传统。这次讲话对于我，不只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在以后的工作中也一直指引着我坚定地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的讲话之所以有力量，首先是内容正确，有道理，能以理服人；其次是针对性强，针对工作的实际或思想状况的实际；第三是他从不居高临下教训人，而是作为一位长者在耐心地开导年轻人，循循善诱。 　　走“又红又专”道路，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是蒋校长终其一生所坚持的，在他整个教育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直到他的晚年，我还不止一次地听到他强调这一点。那是在1987年4月23日下午，他去世的一年前，我和清华的另两位同志去他住的北京医院看望他。他对我们说：“‘又红又专’的口号是对的。现在有只看重业务的倾向，评教授、副教授只看业务，对于教师的评价不能光看业务，不看思想。‘又红又专’的口号有的学校不敢提了。”这使我联想到清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许多毕业生在国家建设的诸多领域和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中坚的作用，这不应该看成是一种偶然的现象，除了工作岗位的锻炼，与他们在清华读书时受的教育，与当时学校党委和蒋校长始终坚持“又红又专”这一培养方针都是分不开的。 　　蒋校长是青年人的良师，不仅体现在他任清华校长期间，在他离开清华，离开教育部，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期间，直至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关注着青年工作，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1985年，当时我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分管学生工作。在那一年10月至12月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与蒋校长直接接触就有10余次，当面聆听教诲，受益良多。他推心置腹，语重心长。谈得比较多的是如何引导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加强对于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强调要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邓小平同志进一步阐述的“又红又专”的要求。他还引述邓小平同志的话说：“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 　　1986年1月，蒋校长在主持全国省级党校校长座谈会期间，突发心脏病住进北京医院。此后的时间他大部分是在医院中度过的，直至1988年5月3日去世。在他同病魔做顽强搏斗的同时，他还把大量心血倾注到高等教育、倾注到清华、倾注到年轻一代人的身上。 　　20世纪80年代，高校中一度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从80年冬天部分高校学生中的“竞选”风潮，到后来的上街游行。这中间，有的是大学生要表达爱国情感，提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也有的是要表达对不良社会现象如腐败、不正之风的不满等，这些是积极健康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不够健康的一面，现象的背后反映出的是部分大学生对于共产党的不信任，对于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原因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包括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动摇了不少青年对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信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潮对青年的不良影响以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煽风点火；我们一度在青年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许多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多话没有讲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面对这样的情况，怎样通过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既保护年轻人的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