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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兰案相关报道启示 　　桑兰跨国诉讼案的新闻报道是涉外报道的典型案例。由于桑兰在美国和国内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国内的很多媒体包括地方都市报和网站都曾经跨国采访，密切追踪案件进展，加上海外华文媒体和网民直接参与，可以说是一次海内外华文媒体大聚会。追踪这场舆论战的走向以及各级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解剖几家主要媒体在事件报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报道的影响，分析新闻报道的得失，对于深入思考涉外报道所面临的新问题，进一步改善涉外报道很有必要。 　　当事人对舆论的利用和炒作 　　桑兰正式在美国提起诉讼之前以及起诉初期，桑兰与经纪人黄健，以及他们在美国的代理律师海明是主要消息来源。国内报纸、网络媒体纷纷通过电子邮件、电话越洋采访，而且在纽约聘请特约记者、特约撰稿现场采访。海明本人与数十家国内媒体保持密切联系，以较高的频率发布新闻稿，召开记者会。这段时间国内媒体报道基本上“有言必录”地转发了桑兰的一面之辞。对于那些从未从事过涉外报道的地方媒体而言，桑兰案的新闻报道难度相当大。不懂美国的法律和司法审判体系，语言不通等等都是严重障碍，但是，有些地方媒体不仅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利用桑兰案大肆炒作，实际上成了传播谎言和谣言的传声筒。 　　仔细分析一下桑兰案的全部报道和网络言论，不难发现其中充满了大量非常荒谬的谎言。比如，桑兰一方声称聘请了“9人豪华律师团队”，其中包括多位美国著名律师帮她打官司，实际上桑兰当时的律师只有海明；桑兰声称告美国体操协会、告时代华纳等等，实际上从未向这些机构送达起诉书和传票，她的主要起诉对象实际上是在她受伤后受中国体操协会委托照顾她的恩人刘国生和谢晓虹；桑兰“被谢晓虹之子薛伟森性侵”一事也炒得沸沸扬扬，实际只不过是一场荒诞的闹剧。纽约警方和地方检察官对桑兰报案很重视，经过调查后因没有证据而决定不起诉薛伟森。一位“目击证人的证词”与桑兰在警察局所录的口供多处互相矛盾，不仅仅时问地点和现场情景、在场人员对不上号，两份证词中性侵发生的关键情节、时间、地点，究竟谁在案发现场，所谓的物证是如何获得的等重要环节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经不起合理质疑。一些看过两份证词的律师说，即使所有指控全部是真实的，而且在追述时限以内“性侵”或“强奸”的指控也不能成立。与此同时，桑兰是有意识地利用国内外舆论的。她多次在起诉书中攻击中国政府，将她自己描述成为一个受到“极权政府”的权贵阶层迫害的可怜的“工人阶级的女儿”。 　　地方媒体在涉外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桑兰案”报道中地方媒体涉外报道中的一些问题应该引起警惕和注意。 　　对于从未从事过涉外报道的媒体而言，桑兰案的新闻报道难度相当大。不仅是因为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差异，并非只是依靠常识和想象力就能准确把握的；而且一些地方媒体因为得到了报道“国际事件”的宝贵机会而忘记了新闻应该客观公正的最基本原则，而单方面地为当事人当起了代言人。国内某都市报记者长期跟踪报道桑兰案，发表了约30篇新闻报道，主要消息来源只有桑兰、黄健和海明，这些信息中充斥着常识性的错误、谎言甚至欺骗。面对一个知名公众人物的全权委托，这对于一个地方媒体而言，似乎是一个并非轻易能获得的新闻源，而这种独家性所带来的职业成就感甚至直接体现在了相关的报道文字中：“5日，本报记者受邀赴京采访桑兰的经纪人黄健以及桑兰本人。在此之前，黄健和桑兰只接受过美联社和央视的采访，其他媒体的采访请求均被拒绝。桑兰索赔案在全世界引起巨大波澜，本报的连续独家报道客观公正，得到了桑兰及其经纪人黄健的信任，黄健用5个多小时时间向本报记者透露了此案的诸多独家幕后故事。” 　　这份报纸对桑兰黄健的言行都做了详细的报道，包括桑兰抵达美国，海明和黄健在互联网上恶意炒作，散布黑帮将到机场接机，桑兰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谣言。这位记者的有言必录，实际上成了传播谎言的传声筒。而由于桑兰、黄健对信源和采访媒体的严格控制，以至于其余国内媒体对桑兰案的报道大都以转载这份城市晨报的报道为主。这样，这种不真实的报道就会大量占用公共资源，并且成为受众了解这一事件的主要渠道，如果国内媒体完全不加核实就直接转述，不仅误导读者，而且严重损害国家形象。 　　独家报道不能掩盖专业性的缺失，不能因为报道对象的独家授权，就完全站在被报道对象一方，成为其代言人，演变成了当事人对媒体的利用与绑架。准确、客观公正是任何一个专业媒体必须遵守的职业原则，不能因某个名人对其态度友好而放弃。 　　其次是媒体对于不熟悉的领域缺少相关常识和操作方法。对于地方媒体而言，涉外新闻往往迥异于日常熟悉的社会新闻或者社区信息，涉及的人与事都很可能存在于一个完全陌生的背景和语境之中。以桑兰案为例，这既是一个涉外事件，又是一个法律事件，既涉及美国的被告方，更涉及复杂而庞大的美国法律体系，不能仅仅依靠想当然就写报道。不懂得如何采访如何核实新闻，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