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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棒生计方式与就业空间研究 　　摘要： 中国农民工以就业型迁徙为主，其中一部分在非正规经济中实现就业。对重庆零散人力搬运业的考察，揭示了农民所固有的乡土社会的文化特质在零散人力搬运业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表明该生计方式的特殊性与农民自身条件和需要之间、从业者文化观念和生活习俗与特定生计方式之间、重庆当地市民的文化性格与从业者文化特质之间都存在密切关联，这些发现可为探讨重庆零散人力搬运就业空间和市场需求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 “棒棒”；生计方式；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乡土性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5 　　中国农民工以就业型迁徙为主。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有限，他们构成都市低端劳动力的主体，并主要位于全球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上（如制造业、物流业、销售业等）。然而，除这些正规经济形式外，中国经济中还存在一些无正式雇佣关系、且位于现代经济体系之外的非正规经济形式。此类非正规经济形式的从业者多为低（无）技术劳动力，如散工、拾荒者、游走小贩、保姆等。这一现象反映了迁徙波动与都市就业市场波动的紧密关系，可以通过农民自身条件与某一行业劳动力需求之间的关系，以及此种生计方式的特殊性与从业者需求之间的关系得以呈现，而如何从文化上理解这些关系将有助于深化非正规就业的相关研究。①[1] 　　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龙头，在城市化进程中具有典型性。但是，在这样一个快速走向现代化的城市里，活跃着一群游走街头的零散人力搬运工（当地俗称“棒棒”）。他们扛着一根竹棒穿梭在山城的大街小巷，靠体力劳动谋生，是自雇职业者，多来自川渝农村。采用田野调查方法，考察该非正规就业形式的特点，特别关注生计方式的特殊性与农民自身条件和需要的联系，探讨从业者文化观念和生活习俗与特定生计方式的关联，并以此为基础分析重庆零散人力搬运的市场需求和就业空间，尝试从人类学的视野关注当前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问题。调查资料来源于笔者从2008年6月到2008年11月、2009年1月到2009年8月、2010年1月到2010年3月、2012年6月到2012年9月对重庆主城“棒棒”的田野调查。访谈个案156名，其中女性11名。最大年龄者63岁，最小年龄者22岁。重要田野点3个（白崖口、两江门码头、都市花园居民区）。② 　　一、谋生方式：“下力挣钱” 　　通常，当重庆市民遇到有车辆进不去或机械不便施展、技术要求不高，没必要找专业人员完成的体力活时，都会交由“棒棒”完成。在菜市场、商场和生活小区附近揽活的“棒棒”以挑抬生活用品为主。在码头、批发市场、家电商场、建材市场和新住宅区等场合揽活的“棒棒”以扛大件、搬家为主。此外，他们经常从事非搬运的短工，承揽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活、重活、苦活、危险活” ，如打扫清洁卫生、清理化粪池、除渣、拆房子等。在“棒棒”看来，只要能合法挣钱，无论干什么都可以，比如，他们干过抬轿子、当群众演员、帮人排队拿房号、到商店排队当“媒子”（“托儿”）、到商店当活体模特，等等。他们经常从事非搬运的短工。 　　“棒棒”具有“散工”③[3-4]的性质，在不同的用工要求下，不断调整自己的劳务方式，呈现出“弹性”劳动力的特征。整体上看，零散人力搬运在重庆已经成为一种以体力支出为主、技术含量不高、只需体力付出就可以胜任的劳务形式。 　　与其他农民工群体相比，重庆零散人力搬运以“hā糠见米的人”（年龄大的人）为主，而且文化低，已婚男性比例大。“棒棒”群体的主体为中老年（30几岁到50、60岁）壮年男子。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大都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之间的农村，成年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之间，其受教育机会极为有限。零散人力搬运是靠重体力支出谋生的行业，对从业者无明确受教育程度的要求。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从事此行业，他们自身条件的局限性与行业对从业者技能需求间的矛盾并不明显。 　　川渝农村多为山地、丘陵，肩挑背扛为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和运输方式，而且以体力劳动为特征的精耕细作是提高农业产量的关键。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入城前，在农村有过务农的经验，也有过长期体力劳动的经历。乡村生活的经历锻炼了他们体力劳动的能力，成为他们在农村务农谋生存的资本。体力劳动的劳作方式作为乡村生活的一部分，构成了乡土社会的惯常生计方式。他们对自己现有条件的认识，用他们的话说，是“只有一副气力”。其就业机会极为有限，只能靠从事重体力劳动谋生。在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谋生过程中，直接产生效益的是体力劳动，在其他因素一致的情况下，收入与体力的支出基本上成正比。因此，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自身条件的特殊性与零散人力搬运生计方式的特殊性相对容易吻合。 　　“棒棒”的劳动方式非常简单，他们无需一技之长，无需资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