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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之方形成基础与发生特点 　　[摘要]“仁之方”的实施原则是孔子所倡导的恕道，“恕”通常表现为“推己及人”。而“推”是内在仁心表现于外的方式之一，它能够成立是基于孔子行仁的特点，即孔子重视内在仁心对事物的直接反应。因此，“仁之方”的生发不是基于孔子对外在事物的分析，而是源于他内心对事物“肯定”的态度。 　　[关键词]仁之方 恕推 发生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1-0075-05 　　“仁之方”通常被看作实现仁道的途径和方法。人们通过遵循“仁之方”来展现内心之仁，满足自我成德的需要。但是仅仅这样理解“仁之方”却无法进一步说明仁在生活中所展现的道德兴发力。因此需要换一个角度，从内在仁心得以显发的必由之路看，“仁之方”就成为仁心得以向外生发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体现于孔子的“恕道”之中，并有自己的形成基础和发生特点。 　　一、仁之方的实施原则——恕 　　《论语·卫灵公》记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以实例对“恕”的进一步说明，然而“恕”却不止于此。注家多关注对《论语-里仁》中曾子就“一贯之道”所言“忠恕”的解释，王弼解曰：“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皇侃言：“恕，谓忖我以度于人也”；邢爵之疏与皇侃意同：“恕，谓忖己度物也”。“物”或者“人”都是自己之外并与自己有关的对象，这种关联是通过“反情”或者“忖”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自己首先被当做对象来审视，从中发现其“情”，然后把此“情”应用于另一个对象化的他人。那么，以自己之情忖度他人之内心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呢？ 　　宋代部分学者对恕的解释有助于以上问题的回答。程颢说：“推己及物，恕也。”朱熹言：“推己之谓恕。”陈淳解之曰：“恕是就待人接物处说，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实者以及人物而已……如心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值得注意的是，几位学者都用了“推己”一词，“推己”就是把自己内心“所真实者”当作他人之心“所真实者”。我之外的“人”或者“物”和“我”相对于我来说都是具有同等人格的对象，否则“推”所需要的条件便不存在。这样的人格有其普遍性，此普遍性涵摄于“天理”之中，于是，在宋代学者中，天理构成人们内心诉求的源头，其意义在于使人们应对日常生活所发的不同形式的意愿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受加以推导。基于此，宋代学者喜欢“忠”、“恕”连讲。他们把“忠”作为恕道能“推”的基础，赋予“忠”以“贞定”义。朱熹释曾参所言“忠恕”时说：“忠只是一个真实。自家心下道理，直是真实，事事物物接于吾前，便只是把这个真实应副将去。”这个“真实”的“自家心下的道理”成为恕道得以施行的前提，因此，在朱熹看来，欲行恕道先要“尽己”。“尽己”是使自己内心豁然贯通，道理俱在，此即为“忠”，“恕”就是在此基础上对事物的应对取舍。陈淳用一个比喻说明之，他说：“如木根上一个生意是忠，则是这一个生意流行贯注于千枝万蕊底便是恕。”看来，恕道最终要归结到一个普遍的基础上方可以成就其“推”的效果。 　　这种基础在朱熹的理论中以天理的形式存在，而有学者却把它作为仁。《中庸》言：“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可见“忠”、“恕”共同体现道的精神。那么“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也是道在生活中的表现，属于恕道。于此，孔子有另一种表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是孔子为说明仁所提供的一种仁者的表现。有学者以这句话作为“忠”的内容，如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说：“‘忠’则是‘恕’的积极的一面，用孔子的话，便应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从“忠恕”都体现仁道这层意思看，杨伯峻先生此说也可成立，孔颖达曾就“忠恕违道不远”而疏曰：“忠者，内尽于心。恕者，外不欺物。”如果把“己欲立而立人”之说看作是“内尽于心”的外在表现，那么以“忠”说之并无碍。但是这句话的主旨是强调“立人”和“达人”一面，是直接就我“欲立”、“欲达”等心理产生时他人作为外在因素对于我内在德性的启发而言的，因此他人被作为使得我仁心显现的一个条件，从而更加彰显仁的特点。如此，“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属于“恕”的范畴。就此进一步分析可发现，“恕”和“仁”存在着深层的关联。 　　孔子回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可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被孔子作为仁的表现，同时又被他作为终身行之的恕道。因此，“恕”是孔子行仁的重要方法。同时，孔子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基础上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即是说明，为仁可以基于“恕”的一个典型特例来举一反三，因此“仁之方”的施行体现着恕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