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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理性误解辩驳 　　摘 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界有一种倾向是以康德的“实践理性”对其进行解释，但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成长土壤，“实践理性”不足以作出恰当的诠释。本文力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找到其确切的界定，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背景中寻找“实用理性”的因素；并通过对比分析“实用理性”、“实践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证明“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实用理性；实践理性 　　中图分类号：D8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8）22―48―02 　　 　　当前，学界普遍用康德的“实践理性”而非“实用理性”来说明中国哲学的特点，或者是将这二者等同起来。的确中国哲学的先人追求的不是属于求“真”的认知，而是属于求“善”（仁德）的实践，所以我们说，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对“善”的追求是以德化人、自然、社会的认识实践活动中运用并形成的，是有别于求“真”的认知理性的。其思维方式是属于道德理性的，而康德也在道德实践的意义上使用“实践理性”，以此区别于为知而知的“纯粹理性”。所以，康德的“实践理性”对于我们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建构明晰的框架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康德提出的实践理性是在哲学逻辑知识性之内的，中国的实用理性则是在文化、经验、行为之上的，毕竟两者论域不同。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性、经验性、动态性、整体性这样一系列特点来看，其“实用理性”不能简单的用康德的“实践理性”来置换，以下几点区别可以说明。 　　1.间接与直接 　　康德对一般实践理性批判是想要证明：只有完全排除感性内容的抽象同一的纯粹实践理性才是实践的，正如理论理性同客观的感性材料相对立一样，实践理性也和实践的感性、冲动、爱好等对立。也就是说他是从认知的理性上去找实践理性的基础，从而要求实践理性脱离对客观事物的直接体验。 　　牟宗三先生这样评价康德的实用理性：“以经验知识、思辨理性底界限误移作实践理性底极限，妨碍了对于实践理性底领域之真实地开辟，使道德全落于空悬之境地中。” 　　他认为，中国哲学正好在这方面弥补了这种道德的形而上和道德哲学的真空的不足。因为中国哲学不是从认知性的理性的基础上去找寻伦理道德的属性，而是从事物本身――从实在的道德生命中直接开发出伦理道德的属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体现在伦理道德上的正是这种对“善”的经验体会，以及在行为上的领悟与规定。中国哲学中道德人格的确立来自于“反求诸己”、“求其放心”的本性和自律，而非依赖于一种“理性”的立法形式。正因为如此，所以孔子提出“为任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也认为“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2.超验与经验 　　在康德纯粹的实践理性中，意志的自由就是意志的自律。纯粹实践理性为了自律，必须不断地与以感性诉求为目的的理性行为作斗争，通过自身的力达到对自己的内在的约束，使任何感性的冲动都作为外在异己的东西被屏弃掉。纯粹实践理性由此也躲进了自己的抽象的主观性之中，与现实世界的外部规定相对立。也就是说，人的理性意志成为思辨抽象的东西，“实践理性的善良意志”，其价值、目的与实现的手段是被割裂的。也就是说实践理性不等于实践，而具体的实践问题不是康德所要解决的，因而这里的实践理性是超经验的。李泽厚也认为：“康德把理性与认识、本体与现象作了截然分割，实践理性（伦理行为）只是一种‘绝对命令’和‘义务’，与任何现象世界的情感、观念以及因果、时空均毫不相干，这样就比较彻底地保证了它那超经验的本体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就在于它不是纯粹抽象超经验的意志，而是带有极强的现实实践性。它要求在有限的、感性的、现实的（也是世俗的、常识的）伦常物理中，去寻求和论证超越这有限、感性、现象的无限、理性和本体。所以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体用一源”、“体用无间”。作为宇宙万物的终极本体――道或理不在宇宙万物之外，也不在人类生活实践之外。中国的哲学家并不从纯粹的理论兴趣出发探求知识，而是把“求是”即探求知识同“实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主张为“实事”而求知识，求那种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的知识。他们没有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写出许许多多大部头的哲学专著，而是习惯于用短文、札记、书信、语录、注疏等形式表达自己的睿智哲思。他们的哲学往往不仅仅是表现在语言文字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们的人生实践当中。 　　3.静态与动态 　　作为康德建构的先验自由王国的根基――实践法则，在绝对的自身统一性中拥有自身普遍立法的资格和绝对约束的自律。这个法则所具有的唯一形式就是与自身同一。道德律仿佛是作为我们先天意识到的并确实不被确定的一个纯粹理性的事实而被给予。也就是说康德的实践理性是一个静止的永恒不变的原则，这个原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道德理想――以先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