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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应用近15年相关新词语研究综述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事物、新观念随之产生，新词语也大量涌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新词语研究的概述和界定、新词语研究角度多样化两个方面对《语言文字应用》期刊2002年至2016年发表的18篇有关新词语的文章进行述评。 　　关键词：新词语 研究 综述 　　一、引言 　　新词语的出现和研究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密不可分。根据相关资料和期刊数据库的检索，涉及到新词语相关内容的文章在1980年之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也是我国对汉语新词语研究的起始阶段，这个时期，学界对新词语的研究较少，学界首推吕叔湘（1984）的《大家来关心新词新意》和陈原（1984）的《关于新语条的出现及其社会意义――一个社会语言学者在北京街头所见所感》，这一时期关于新词语的文章寥寥无几。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重大变革，新事物、新观念不断产生，关于新词语的研究才逐渐发展和繁荣。学界对新词语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比如说吕叔湘（1984）认为“新词形+新义位”和“旧词形+新义位”的是新词。邱雪玫（2011）指出，新词、新词语虽然在汉语中有不同的理解，但根据其英语翻译“new word”，实际上是同一含义。①这从侧面反映了新词、新词语、新词新语是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有关新词语的研究渐渐增多，对新词语的研究更加深入，研究角度多样化。 　　二、新词语能产性研究 　　能产性研究一直是学界对新词语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是对新词语的造词方式的研究。在现代汉语课本中，主要意思是以一个词为基本来创造新词，不仅易于让人们接受和理解，而且还有利于流传。对于这一点，学者大多采用归纳的方法对新词语的能产性进行研究，还有不少学者通过列举一系列的例子来分析新词语产生的渠道，主要包括类推模仿、新出现的词、外来词、英汉杂糅的形式等。如田宇贺（2003）、郭丽君（2006）、张春华（2009）、惠天罡（2014）。田宇贺（2003）有一部分是已有的构词方式又细分为两类，一类采用简缩法构成新词；一类运用类推机制合成新词。本文作者的这一分类方式也符合了学界所说的经济原则，但是有些简缩构成的词语是我们这一代所不知道的，而且文章也没有标注出来未简缩前的词语，并不知道讲的是什么。郭丽君（2006）采用了定性和定量、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及跟踪调查法，从新词语的数量、词长、内部结构和产生来源，新词语产生和发展的语言内外部的条件及类推与联想两种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论述。惠天罡（2014）较之多了音节语素化和多音节词占优势两个方面。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新词语中，已不再是双音节词占优势了，反而是多音节的新词语越来越多，占据优势地位并且较为稳定。张春华（2009）主要从共时、历时、共时――历时相交叉的三个角度对新词语构造的合力机制的类型和运作过程进行探讨，文章对这三种类型进行了细分。上述四位作者对新词语的构成方式的研究同中有异，他们的研究角度和切入点不同，归纳的结论有详有略，这与时代的进步有关。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新事物、新观念不断产生，出现了许多新词语，给新词语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更多的语料，也有足够多的未知分类等待学者的归纳。仅从这四篇文章来看，张春华（2009）的分类更加精细化，张春华从三个方面来研究，每个方面下又细分为各种各样的小方面，每一小点下都有例子加以支撑，使人一目了然。 　　三、新词语的语义、语用研究 　　从语义与语用的方面来研究新词语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笔者所看的是《语言文字应用》杂志近15年来刊登的有关新词语的论文，明确以语义和语用为切入点来研究的只有惠天罡（2014），其他论文多多少少都有所涉及。惠天罡把新词语的语义特点分为“语义丰富性和信息浓缩性的统一”“色彩义丰富而突出”“隐喻、转喻词语逐渐增多”三部分。如“煤超疯”体现了语义丰富性和信息浓缩性的特点，“煤超疯”谐音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人物，借以对煤炭价格不断上涨的戏称。各种色彩义的使用，使新词语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增加了许多乐趣，使交流变得不那么枯燥。就隐喻、转喻词语逐渐增多这一特点，传统修辞学把转喻看成是真实世界的“邻近”关系，而来卡夫等认知语言学家则把它看成是概念层面上的邻近关系，转喻是同一认知框架下一实体（原域）为另一实体（目标域）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操作。②如“瓷男”“正能量”“逆袭”等，这类词语在语义上简练、贴切，人们很容易理解。惠文把新词语语用上的特点分为新词语涉及领域广阔，媒体是新词语滋生的主要土壤，使用新词语的群体相对年轻，词汇意义强化、伴随意义凸显、语法意义强化四个部分。虽然说媒体是新词语滋生的主要土壤，人们在使用这些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