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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在中国语言学史上价值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不朽名作。清代学者王鸣盛在《说文解字正义序》中曾说：“《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馀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此书推崇《说文》未免太过，但若换一角度，或许并不为过。《说文》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字学专著，是我国第一部形音义兼释的字典，它首创部首分类的编排体制，第一次把六书理论同汉字分析有机地结合。正如陆宗达先生所说：“从全世界的范围考察，《说文》也是出现最早的、系统合于科学精神的、具有独创的民族风格的字典。”[1] 《说文》在中国语言学史和世界语言学史上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它的深入研究，尤为必要，以下便是对《说文》在中国语言学史上价值的界定。 　　 　　一、标志着我国文字学的正式建立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字书就已经出现。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周宣王所作《史籀》15篇（即后代的《史籀篇》）是最早的一部字书。在《说文》之前，《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这些文字学著作均已出现。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字书还有《凡将篇》（司马相如作）、《急就篇》（史游作）、《元尚篇》（李长作）、《训纂篇》（扬雄作）四篇。在众多文字学著作中，《说文》何以倍受关注且泽被深远呢？可以说这与许慎的正确文字观，尤其是与他对文字的系统性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 　　早期的字书，类似于近代的《千字文》和《百家姓》，都是孩童启蒙识字的教科书，被编辑成合辙押韵、朗朗上口的课本形式，便于记忆和诵读，然而其缺点亦很明显。由于这些字书仅是罗列和堆砌单字，无顺序和规律可言，既不便于检索，又未作任何解说和阐释，因而被世人称作“杂字书”。这种“杂字书”在文字学史上无甚价值。许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以其系统的文字学观点克服了上述“杂字书”的诸多缺陷。这种系统性主要体现在“六书”理论和他首创的540部分类体制上。许慎第一次把“六书”理论与汉字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所有的汉字，按其形体结构，都可以归并到“六书”中的任何一类之下，因此他解说文字是按“六书”系统进行的。至于《说文》中的每一个字，许慎则把它们安排在他独创的540个部首之下，而540个部首的顺序，则是依照形体关系加以排列的，即所谓的“据形系联”。把文字分部归类是许慎的首创。这样，不仅9000多个字不再是一盘散沙，就连540个部首也是有条理的了。可见，无论从文字的形体结构，还是从各个字在《说文》中的编排来看，许慎都是把各个汉字置于一定的类别中去的，这充分体现了许慎的系统性思想。正是由于许慎能把其文字的系统观理论有效地用之于文字解析，加之他掌握了丰富的语言材料及其求真务实的科研态度，才使得《说文》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字学著作。《说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字学、字典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许慎540部的创立，意义十分重大。一方面，它较好地解决了统摄所有汉字的问题，另一方面则在于它首创部首检字法，开了文字学、字典学之先河。部首检字法这种字典编纂体制，较之《说文》之前的《三苍》式、《尔雅》等字书的体例，有很大的优越性。后代较为重要的字书，如晋吕忱的《字林》、梁顾野王的《玉篇》、宋司马光等的《类篇》等，基本上承袭了《说文》的编排形式。明清以后的字书，如梅膺祚的《字汇》、张玉书等的《康熙字典》等，还有近现代的一些字书，多依据通行汉字的形体结构。对《说文》部首有所简化、改革，字的归部也由严格依照文字学原则改为适合一般群众的检字法原则。然而从本质上说，这种编制仍然属于部首检字法一系的，从源流上看，仍然取法于《说文》，不过是对《说文》编纂体制的继承和发展而已。至于专门领域（如古文字）的文字字书，如今大多仍因袭许慎“据形系联”的部首格局，由此足见《说文》部首检字法编纂体制的强大生命力。 　　 　　二、训诂学、词汇学价值 　　 　　由于《说文》分析每一个字的形体结构，这就使我们可以透过文字形体来考察文字的本义，即造字时文字所代表的词的意义。北齐颜之推说：“大抵服其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著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颜氏家训?书证》）的确，《说文》中的训释，其保留古义者至多，解释古籍时往往用得着它。如1973年马王堆出土帛书竹简《医经方?十一脉灸经》第二种（甲本）中有“肩以（似）脱，?以（似）折。是肩脉主治”等语，说的是肩脉所主治的症状。这个“?”，或以为“羊豕之臂”，或以为“牲畜的前肢”，说者纷纭。陆宗达先生引《说文》说：“?，臂羊矢出。”是说臂上的羊矢穴。后来引申，也叫臂为?。用这种解释去读《医经方》，直接而准确。 　　《说文》解释的一般都是本义，所以，它又为我们从认识本义入手，进而考察其词义系统提供了依据。我们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