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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他者化”的话语建构与制度实践 　　[摘 要]清季至民国的反“迷信”运动是在知识分子的倡导下由政府推进的。但政府在推进这场运动的过程中，却不断地根据现实的难题修改知识分子的目标诉求，把其他企图附加在这场运动之上。尽管对于这些企图，政府经常予以否认，但这些企图在事实上还是控制了整个运动的走向。最终，一场旨在塑造“国民”的反“迷信”运动演变成了一场对农民进行掠夺的运动，农民被推到了反抗的边缘。他们有理由认为，如果民间信仰可以被污名为“迷信”而遭除灭，那么事实上绝大多数农民的其他生活内容和利益也都可以被以类似的理由剥夺，于是各种激进的反抗开始在民间纷纷出现。这是盲目在中国推行西方的现代化所造成的后果。这个后果使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如果没有对中国特殊现实的清楚判断，任何现代化改革都可能走入歧途。 　　[关键词]清季至民国 反迷信 乡村社会　现代化改革 　　[作者简介]徐志伟(1976－)，男，黑龙江省肇东市人，文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思想史与文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7－0130－12 　　 　　清季至民国的反“迷信”运动，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占有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在当今学术思想界愈益受到关注。在国内外诸多的研究成果中，日本学者三谷孝及美国学者杜赞奇的相关论述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三谷孝重点关注的是1928―1929年南京政府的反“迷信”运动，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反“迷信”运动，不仅呈现出在传统社会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科学”与“迷信”的对立冲突局面，也反映了国共两党分裂后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式，并隐含了运动发动者抵抗“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意图；同时，这一运动，也展现了在应该称为政治“中央”的沿海、沿江等大城市中，作为政治变动的结果而成立的新政权在向地方农村扩展其控制范围的过程中，同根植于地方社会的传统势力之间产生的摩擦。杜赞奇则在三谷孝的研究基础上把反“迷信”运动放在民族国家的叙述中加以考察，认为支配近代“中国”形成的叙述结构是起源于德国的线性历史观――在这种叙述结构中，历史是一种因果性的、启蒙性的单向时间链；梁启超、汪精卫、傅斯年、雷海宗、顾颉刚、鲁迅等人就是在这种启蒙叙述结构的引导下，塑造了一个向现代化演进的民族国家形象。在批评这种线性史观的同时，杜赞奇提出了一种代替――复线史观。而清季民初的反“迷信”运动正是杜赞奇寻找“复线”历史的一个重要线索，其意义远超出了宗教本身。杜赞奇认为，国家权力的每一步扩张和渗透，都以“现代化”的名义获得了合法性的证明；而在此之下，却掩埋着一个由失散意义所构成的历史世界。三谷孝和杜赞奇的贡献在于，他们超越了长期主导中国史学研究的“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范式”重新阐述了中国近代历史，呈现出了一种超越西方现代性叙事的诉求。然而，两者值得商榷之处在于：三谷孝过多地强调了现实政治层面的反“迷信”运动，而缺少对之前作为一种话语而存在的“反迷信”的互动性考察，如此将历史拦腰斩断，失之于片面；而杜赞奇则忽略了启蒙叙事的内在分裂，事实上，在貌似统一的启蒙主题下，不同知识分子对“迷信”范畴的定义及其理解方式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迷信”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实体性概念，它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存在着种种的断裂与差异，忽略了这些断裂和差异，也就忽略了中国现代思想的丰富性。 　　本文对于反“迷信”运动的论述，并无意于提供新的解释架构或新的理论视角，而只是希望尽可能地回到历史本身的复杂一分析在这一时期充满矛盾和紧张的话语的生产过程，分析这一过程中宏观和微观的权力关系所构成的条件，分析各种权力和各种话语间的复杂关联，分析变革中的制度性实践和话语生产的互动关系；然后再说明这场运动的社会、文化背景。即中国主流社会在“现代转型”中对于民间社会所包含的异质成分的消解过程及其复杂的含义，进而展现“现代性”知识在中国的生长历程，为我们今天重新理解与想象中国的现代性找到一个起点。 　　 　　一、“迷信”：对民众知识的“他者化” 　　 　　在清季，很多知识分子都倾向于把中国的失败归结到知识范式与知识传统的“落后”上。严复曾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着眼点，从知识结构、思维方法、治学精神、学术的价值四个层面来检讨中国知识范式与知识传统的弊端。他认为，从知识结构来看，“盖吾国所谓学，自晚周秦汉以来。大经不离言词文字而已。求其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如西人所谓学于自然者，不多遵也”。中国所谓的学术只不过是义理辞章，不重视自然科学，无实无用；而西方“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从思维方法来看，在中国，科学方法论或逻辑意识，在先秦已经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