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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新历史主义创作与启示 　　〔摘要〕 《赢了》是当代剧作家爱德华?邦德以新历史主义手法，再现莎士比亚晚年生活的一部历史剧，是值得全球莎学研究者和莎士比亚爱好者重视的一部开拓性新作。该剧用悲情的笔触塑造出莎士比亚被归罪感和虚无感笼罩的失败者形象，在诸多争议声中走向经典化。通过展示一代文豪在历史变奏中的无奈与无能，该剧揭示出文化精英被历史命运所挤压的客观事实和悲戚处境。“戏剧事件”的运用又提升了该剧的阐释张力，丰富了其主题意涵，间接批判了资本主义权力话语的暴力。该剧对中国话剧的创新具有范式意义。 　　〔关键词〕 莎士比亚；《赢了》；爱德华?邦德；斯蒂芬?格林布兰特；颠覆 　　〔中图分类号〕 I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1-0074-06 　　从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一直把持文艺批评的大半江山。伴随各种新文艺理论在七八十年代狼烟四起，新历史主义开始发声并迅速走强。形式主义者不关心作品的意义，仅专注于语言本体。新批评也把作品视为孤立的客体。它们都遭到了新历史主义者的反对。新历史主义认为，尽管文本是虚构的，但文本周围的存在和文本中的社会存在比语言本体更为重要，文学无法超越物质和生产关系，文学研究应把作品置于相关历史坐标之中，考察作品与社会、政治及文化实践等方面的关系。这样一来，新历史主义者把有关阶级、种族、性别的话语引入了文学批评，以明显的政治化批评倾向把被挤压、被统治、被压迫、被剥削的边缘化了的声音放大并且重新定位。 　　人们常识中的莎士比亚是一个纯粹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戏剧率先让人取代神的位置，让观者感觉到是人而不是神在舞台上发声。然而，著名当代左翼剧作家爱德华?邦德（Edward Bond）的历史剧《赢了》（Bingo， 1973）则呈显了一个在作家身份与地主身份之间游移不定，在良知与金钱的两极接受人性炙烤的莎士比亚。双重人格的莎士比亚虽然人文主义气息不足，但比纯人文主义者的莎士比亚有着更加丰满、更 　　加逼真的人物形象。通过将该剧诉诸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框架之中，结合邦德的“戏剧事件”剧场理论，考察该剧所塑造的晚年莎士比亚形象，可以发现，该剧在探讨文化精英与历史之微妙关系的同时间接批判了资本主义权力话语的暴力实质。作为一种较新的编剧方法，新历史主义手法对中国话剧的创新和民族化具有启迪价值。 　　一、新历史主义文学的勃兴与 　　《赢了》的经典化 　　伴随着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福柯等学者对新历史主义文论的推动，新历史主义在20世纪七十年代起在欧美文学界搭棚设帐，并以其执牛耳的先锋地位引领当代作家对传统历史叙事的客观性提出质疑，进而纷纷展开对历史进行重构和拟写，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比如说，诺贝尔奖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挖掘爱尔兰历史的“沼泽诗”（bog poems）就是典型的新历史主义诗歌，在其诗歌生命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沼泽密度的爱尔兰，随时都能从中挖出碳化的尸体和古代遗物。围绕这些意象，希尼在《通向黑暗之门》（Door into the Dark， 1969）、《人类之链》（Human Chain， 2010）等诗集中结合爱尔兰曾被殖民的政治语境展开了天马行空的历史想象，在充满泥土味的诗行中去思索爱尔兰土地上曾有过的血雨腥风，进而穿越时空的浓雾去重塑爱尔兰民族精神。类似的例子不剩枚举，总之，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本身就具有虚构性，虚构是文学文本接近历史真实的必经之路，在“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之间，文学只能选择“艺术真实”。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重述，这一派文学用新的书写话语猛烈地冲击着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形式化批评模式，使评论家纷纷从传统修辞学式的研究方略转向与心理学、历史或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阐释学研究模式。新历史主义于近年的盛行，在某种意义上正好证明了理论钟摆的运动规律――当形式主义到达极限的至高点时，必然会转而向相反的方向运动。 　　在戏剧领域，邦德讲述莎士比亚晚年生活的《赢了》一剧堪称典范。莎士比亚在辉煌的一生中塑造了上千人物形象，被十七世纪伟大的古典主义批评家德莱顿称为“有一颗通天之心，能够了解一切人物和激情的天才”[1]（156）。而今，当评论家仍津津乐道于莎剧的个个鲜活人物之时，不少作家则悄然踏上了猎寻莎士比亚诡秘人生的旅途，邦德就属其中一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邦德共有50余个剧目在60多国上演，《赢了》便是其中之一。这部拟写莎士比亚晚年归隐生活的历史剧，因将莎士比亚塑造成在金钱与良知间受尽折磨的自杀者而引来学界的长期争论，但该剧正好在争论声中越发引人注目，成为邦德历史剧的代表作。 　　虚实裹挟的《赢了》以17世纪初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