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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司机运输案引发的分析与思考 　　摘要本文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重点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中“利用职务的便利”进行分析,并对“非法占为己有”与他罪中的“归个人使用”进行区别,以期对商业行为中的贿赂行为规制手段进行诠释。 　　关键词职务 非法占为己有 身份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 　　 　　案件事实: 　　在四川某五粮液酒厂工作的一名专职司机王某,平时的工作是为公司运送酒,但其运送的方式为不装箱的敞开式运送,李某得知这一情况,便偷偷塞给王某1万块钱,王某遂同意让李某在其运输酒的过程中私卸五十余瓶五粮液酒(市场价约计2万元),后案发。 　　案件分析: 　　根据本文分析,笔者认为本案被告人司机王某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盗窃罪,但根据想象竞合犯处罚原则,对王某只处以重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人李某构成盗窃罪和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但根据牵连犯处罚原则,对李某只处以重罪――盗窃罪。王某与李某就盗窃罪构成共同犯罪。 　　1 与本案有关的商业贿赂类犯罪相关问题认定 　　1.1 对商业贿赂犯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理解 　　在对王某行为的认定中,我们关注到王某是利用其作为运输酒的司机,在运输酒的过程中能对酒排他地进行控制、不受他人干扰这一工作上的便利条件,在李某给其好处费之后,让李某自行私取公司五粮液酒。其中,如何认定王某利用自身是司机这一便利条件的行为,对王某行为的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究竟如何定义?其是否包括利用工作条件的便利?“非法占为己有”与“归个人使用”又有何分别?这直接关系到王某的行为是构成一般的商业贿赂行为还是商业贿赂犯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作为商业贿赂类犯罪中的一个具体犯罪行为,被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中,在该条罪状的规定中,我们发现,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准确的解释,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之所在,也是定性本案的重点之一。然而,在对法条的解释中,不但要注意正义的价值体现,刑法的整体性、一致性也是极为重要的。如何做到“同样的问题同等对待,不同的问题区别对待”这样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统一,做到公平与效率的相协调,对刑法的准确解释是其不二法门。在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解释方面,我认为可以理解为行为人利用管理、控制、经手某项事物的权力和职能,并包括行为人利用工作或者业务、劳务之便利条件,具体可以从商业贿赂类犯罪侵犯的客体以及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为进路以进行理解。 　　以我国《公司法》为视野,结合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及商业贿赂设立的背景可知,商业贿赂罪侵犯的客体应不再仅限于非国有公司、企业、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廉洁性,还应包括这些工作人员对公司、企业等单位的忠诚和勤勉义务及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的经济利益。 　　在对广义上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理解时,一些学者认为:“构成受贿罪必须具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要求,仅仅是‘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不能构成商业受贿犯罪。”①然而,我认为对待这种观点应当辩证的看待,构成受贿罪的确必须具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但是商业受贿犯罪并不等同于传统的受贿罪,与商业受贿犯罪相比,传统的受贿罪面对的是公权力以及公职的廉洁性,而商业受贿犯罪因为发生在商品流通领域,“许多没有职位或职务的人员,如采购员、业务员、经办人员等公司的普通职员,只要为促成商品交易、排挤竞争对手而实施额贿赂,就能成为商业贿赂罪的主体……职务贿赂与行为人的职权相关,多发生在内部,利用的也是对内的权力;商业贿赂发生在商品交易中,是主体间的外部行为,利用的也是对外的权力。”②可见,商业贿赂类犯罪在当今商品经济的背景中有其特殊性,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劳务上的便利也同样可能使得忠诚义务、勤勉义务不被履行,经济秩序和利益陷入被破坏的局面。 　　所以,如果要正义地解释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便需要结合商业贿赂类罪侵犯的客体以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状态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的解释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此处不但可以理解为行为人利用管理、控制、经手某项事物的权力和职能,还应当包括行为人利用工作或者业务、劳务之便利条件。 　　因此,在本案中,该五粮液酒厂为股份制企业,而司机王某是酒厂的专职司机,即为企业的工作人员,他拥有的职务便利条件,就是其作为司机,能在运输的途中排他地控制财物,不受他人干扰,王某符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条件,再者,王某非法收受李某的财物人民币1万元,利用其运输酒的途中排他控制财物不受干扰的便利条件,为李某私卸价值人民币2万元的酒创造条件,并为李某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符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王某损害了对公司的忠诚、勤勉义务,使公司的经济利益遭到破坏。因此认定司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