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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月色主题几种解读及评析 　　朱自清先生作于1927年7月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以下简称《荷》）是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所谓“经典”，除了能经受文学史时间的考验，也在于能为阅读提供多种可能。这一方面有赖于读者不同的阅读经验外、“期待视野”、文学观念以及读解方式，也有赖于文本首先能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一个“召唤结构”（沃尔夫冈?伊瑟尔），经典对后者要求更高。经典的意义应是不断变化的，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也“随着不同的阅读而变化”。《荷》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被以各种方式解读着，从这方面看，它拥有了作为“经典”的魅力。下文将对几种有代表性的解读方式作一个简单的评介，并谈谈自己的理解。 　　传统观点往往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解读，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首先考究时代背景，查证作者当时的心态，然后才切入文本。此文写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其标志性事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中国大地笼罩于白色恐怖之中。所以，文章的主旨是表现作者对白色恐怖的黑暗现实的不满以及他的彷徨、苦闷，反映了作者希望在一个宁静的环境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而又无法解脱的矛盾心情。也就是说社会学解读认定它是一篇愤世之作。这是目前接受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解读方法。中学教科书就持这种观点①。这种解读的依据主要有三条。其一，文章的写作时间。其二，作者在另外两篇散文《一封信》和《哪里走》中提到1927年的政治事变及他当时的感受。前者写于1927年9月27日，发表于《清华周刊?清华文艺副刊》第二期。文中说：“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似乎挣扎着，要明白着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南方这一年的变动，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后者写于1928年2月7日，发表于《一般》第四卷第三期。文章表现了作者在剧烈动荡的年代政治方向的迷失。“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其三，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女士解放后撰写的回忆录《追忆朱自清》中提到他在写作《荷》前后的心态：“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大批屠杀共产党人。时局剧烈动荡。这时，有人投敌高升，有人无耻出卖，有人胆怯害怕，有人脱逃颓废……面对着这样的大动乱，佩弦在苦闷，在思索。他知道‘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而他没有那样做。对妻子儿女的顾念，使他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去战斗；但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使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他追求光明，他洁身自好，他像荷花那样出淤泥而不染，并用这种‘自清’精神启发人们。在这种心境下，他写了《荷塘月色》。”这种解读及其依据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推敲之处。首先，《荷》文本中并没有一个字说到政治。只是文尾落款注明写作时间是1927年7月，而此前三个月发生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变故，以此为依据推测其主旨与政治相关。其实，朱自清不是革命者，当时他还算不上革命作家，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哪里走》中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他妻病多子，又是个感情细腻、至情至性之人，常为不能照顾好妻、子自责不已，舐犊之情溢满字里行间。对作者而言，萦绕于心的“不平静”可以是白色恐怖的政治形势，也可以是家庭的拖累，或者是学问、职业上的烦恼。其次，《一封信》和《哪里走》二文确实言及1927年前后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文章的主旨却并非如此。《一》主要是怀旧，《哪》表现出他对当时政治斗争持疏离、旁观的立场，更多的是对家人和职业的忧虑。他写于大革命失败后的散文还有著名的《背影》、《给亡妇》、《冬天》等，这些散文中，他从作为儿子、丈夫、父亲所应有的伦理、道德及仁爱出发，深情地检点自己在家庭伦理关系中的生活细节。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否定“不宁静”也是源自家庭伦理、家庭生活。而且，陈竹隐对朱的写作心态的表述也值得质疑。写《荷》文时，朱自清并不认识陈，《荷》中的“妻”其实是朱的前妻武钟谦。武1929年11月26日病逝于扬州，两年后的1931年4月经人撮合，朱自清才认识陈。解放后，陈对他1927年心态的“回忆”，可以说一半是臆断，一半是适应当时话语环境的应景之作。可见，这种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作出的解读，过多地重视了政治思想性和社会政治的需要，忽视了文学的审美性及人的心灵的需要，难免造成对文本的简单化、模式化、狭隘化的理解。 　　可喜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逐渐摆脱这种封闭的模式化的社会学解读方式的束缚，尝试从行为心理学、家庭伦理学、精神分析学等多种角度，用接受美学、阐释学等方法解读。比如，有论者从家庭伦理学角度出发，认为作者“心里颇不宁静”是源自“家庭伦理、家庭生活”，而不是当时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