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审制现实之困制度成因及改进建议.docVIP

三审制现实之困的制度成因及改进建议 　　[摘要]互为逆反的双重金字塔结构、不够均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过分重视行政级别的人员配置、不甚清晰的内部责任与分工，是造成三审制现实之困的制度性原因。论文力图在坚持三审制本质目标不变的前提下，为三审制的完善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三审制　图书质量　出版业改革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1)02-0027-04 　　三审制是责任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的三级审稿制度。三审制自上世纪50年代在我国出版业推行以来，不仅起到了降低图书错误率、保证出版物质量的重要作用，还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的审读人才。但随着出版业的产业化发展，三审制成了部分出版社眼中“不合时宜”的“繁文缛节”，一些出版社将整理与加工环节糅入三审，把三审制搞成既审又编的“四不像”：还有出版社将三级审读简化为同一平面的三次审读，甚至以责编负责为由，在终审乃至复审环节以签代审……面对这些问题，从编辑职业道德的角度发出批判当然必要，但对制度本身的反思同样不可或缺。因为后者更能促使三审制与时俱进、不断生长，从根本上确保制度有效性与生命力的统一。 　　1　三审制在制度层面存在的问题 　　1.1　互为逆反的双重金字塔结构 　　所谓互为逆反的双重金字塔结构，即从人员配置上看，三审制呈正金字塔结构，从一审到三审，有资格参与审读的人逐渐减少；而从审读任务与审读责任上看，三审制却呈倒金字塔结构，从一审到三审，审读人员要看的书稿总量逐渐增多，担负的责任逐渐加大。这种互为逆反的双重金字塔结构，使得终审者的审读精力与审读任务之间出现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还将随着出版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尖锐，直至无法调和。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编辑每年的发稿量至多不过五六十万字，各出版社的出书品种也十分有限，因此处于人员金字塔顶端的终审者并没有感受到结构逆反带来的巨大审稿压力。然而，现在责任编辑一年的工作量一般都有一两百万字，中等规模出版社一年的发稿量通常在5000万字左右，且以初版书、丛书居多。这样一来，总编辑的阅读任务是过去的十倍以上。随着数字出版时代全面迫近，出版内容与出版物范畴急剧扩张，环境压力更加剧了逆反结构带来的矛盾，甚至连处在中间环节的复审者都有不堪重负的感受。终审乃至复审逐渐流于形式，恐怕不仅仅是执行者职业道德的问题。 　　虽然《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以下简称《体系》)允许总编和社长指定他人代为完成终审任务，但同时又规定，他人代为完成的终审意见仍然要经过总编和社长的审核，这一“审核”是不是也应当建立在审读原稿(哪怕只是浏览、跳读)的基础上呢?如果总编和社长不得不为了审核他人的终审意见而阅读原稿的话，他的工作量等于并没有减少，因此这项规定对于减轻终审压力而言恐怕于事无补。至于不要求终审者通读全文的规定，看似直接减少了终审工作量，但由于终审者的工作责任并不能因其不通读全文而相应减少，因此这等于增加了终审者的把关难度，其效用依然比较有限。 　　1.2　约束与激励机制失衡 　　对于审读者而言，约束力主要来自出版体系内部的管理者和社会公众两个方面。由于三审制中各级审读的职责并不明确，因此，图书一旦出了问题，管理部门往往是依据“责任编辑负责制”，向作为初审者的责任编辑问责。即使图书出现重大问题(多为政治问题或社会公共利益问题)，问责机构也只会追加对终审者和出版社的惩处，而对中间环节的复审者却难以追究责任。在社会公众方面，由于复审者和终审者是对外“匿名”的，因此，市场对某一出版物的“恶评”几乎不会对该书的高级审读者产生任何职业声誉影响，也不会降低其经济收入。 　　在激励方面，国内没有统一的复审、终审报酬标准，通常由各社自定。很多出版社以审读字数计算工作量，依照“千字报酬×字数(以千字为单位)=审稿收入”之类的模式给付相应报酬。然而这种报酬模式只体现了劳动数量的差异，缺失了最重要的质量与责任标准。对于复审和终审者来说，审读费是“看好看坏一个样，看与不看一个样”，很难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 　　对复审者的激励失衡还体现为“奖优”环节缺失。即使复审者对于图书的获奖或畅销有很大的功劳，也不会给复审者带来额外的奖金，或使复审者的职业声誉有所增加(作为出版社老总的终审者有时还有机会获得某种声誉激励)。这恐怕也是复审者不愿为“别人的稿件”过多付出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约束力的缺失给了高级审读者(尤其是复审者)不负责任的机会，不科学的激励机制无法对高级审读者积极履行职责产生正向刺激。于是，在约束与激励机制失衡的情况下，高级审读者既没有足够精力、也没有足够动力、更没有足够压力担当起相应的职责，至为关键的复审环节不得不完全依赖于复审者的自觉与职业道德才能进行下去，这显然是三审制在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