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重写苏联史实践探索.docVIP

一次重写苏联史的实践探索 　　回首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最使人感到意味深长的历史性变化,大概莫过于发生在前苏联版图上的兴衰成败了。二十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揭开了人类历史的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篇章,并且,在随后的岁月中,几乎整个世界都被这场红色风暴所掀起的社会革命浪潮所席卷;然而,到了二十世纪末,苏联社会主义大厦却又于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从崛起到崩溃,苏维埃政权七十四年的历史好似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幅画卷,在二十世纪的百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惊叹之余,人们面对这样一幅复杂的图景,更多的还是思索:苏联命运起落的机理是什么?苏联兴亡的经验教训又是什么?这是自苏联解体至今国内外学术界和政论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而要对这样一些问题做出合理的解答,一个必要的前提,便是对苏联历史的认真回顾,具体说来,也就是对苏联历史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几乎所有领域的深刻演变做出较为细致的分析。令人欣喜的是,就在不久之前,一部这样的力作好似开启苏联历史之门的钥匙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这就是由我国著名冷战史专家沈志华先生主编、国内二十三位学者通力协作完成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关于苏联历史的专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专题研究》)。 　　 　　一 　　 　　对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在内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曾经的苏联是一个相对遥远的邻国,是一个爱恨情仇相交织的矛盾统一体,因此,苏联历史上的方方面面,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也都显得既熟悉而又陌生。之所以说熟悉,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曾积极地沿着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前进:在中苏蜜月期间,苏联的历史就是中国人学习的榜样,两国人员往来与各项交流均空前地频繁和密切,毛泽东也号召在全国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一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则更是作为当时干部和高校学生的必读教材而广为传播;另一方面,中国也曾与苏联展开过激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尽管中苏交恶期间两国关系几乎处于断绝状态,但由于要将当时苏联的社会状况作为批判的靶子,中国人并没有停止对苏联的了解,恰恰相反,通过报刊、广播等各种渠道均仍可窥“现代修正主义”与“社会帝国主义”之一斑。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所以说陌生,也正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最初对苏联的了解仅主要来自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样一本严重歪曲史实、立论存在谬误的书,另一方面我们后来对苏联的指责又完全陷入了某种主观的和凝固的概念。总之,多数中国人在以往都没有能够从事实出发客观地去认识苏联历史。 　　其实,即使将问题上升到中国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苏联历史的研究这个层面,情况也并不足以让我们乐观,甚至诚如沈志华先生在《专题研究》绪论中所言:“实际上,中国很长一个时期并没有真正地把苏联历史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应该说,苏联历史无非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对苏联历史的研究,也必须持有客观的立场并运用科学的方法,去探索苏维埃政权所存在的七十四年间发生在前苏联版图上的一系列历史性变化,并在尊重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上去发掘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这与对人类历史其他各组成部分的研究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是为什么在中国对苏联历史的研究却长期没有也未能被作为科学去对待呢?沈志华先生在《专题研究》绪论中认为主要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沈先生提到了“主观上的原因”,即意识形态因素。受意识形态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研究苏联历史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偏向。一种是以苏联官方编撰的文献为依据,以先入为主的理论和公式解释历史,将原本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单化,将应该指导实践的结论教条化。另一种则是惟西方某些学者的固执偏见是从,无限夸大消极的方面,对积极的方面也予以百般诋毁,最终达到将苏联历史全盘否定的目的。应该说,这些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历史研究者如果做不到对历史秉笔直书,又何谈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呢? 　　其次,沈先生提到了“客观上的原因”,即史料因素。受史料数量与质量的限制,研究苏联历史一直未能在深度和广度上实现相对重大的突破。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提出史料应分为“有意”和“无意”两大类:前者指成文的著述、回忆录及公开的报道等,这类史料的原作者大都“有意”想以自己的文字左右时人和后人的视听;后者指政府的档案、军事文件、私人信件和日记及各种文物等,这类史料则都是当时的人们“无意”间留下的记录。前者虽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在历史研究者看来,后者却更为可靠①。然而,由于大量“无意”史料即档案文献在苏联解体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未解密状态,苏联的许多历史真相也就被“有意”史料所掩盖了。无法接触到足够多的有价值的史料,历史研究者便无法考辨历史的真伪,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自然也就无法保证了。 　　当然,尽管以往的苏联史研究相对缺乏科学性,加之苏联解体仅过去短短不到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