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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旧京方法论意义 　　若干年前，陈平原教授曾提出“北京学”一说。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北京，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北京学”已日渐成为可与上海研究分庭抗礼的一方领域。而季剑青《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的出版，将成为“北京学”研究不可绕过的一部重要著作。 　　季剑青以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身份介入北京研究，为城市研究贡献了新的方法论。其书名“重写旧京”，实际上可以概括他在这本书中所展现出的理论思考，即“重写”作为一种方法论，与“旧京”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义。 　　一、作为方法论的“重写” 　　季剑青对于中国的城市观有一个很敏锐的发现，即传统国人对待建筑的态度与西人有很大差异：“中国人不把建筑作为永久纪念物来看待，不求建筑物之坚固长久”，因为对他们而言，“有意义的不是作为物质实体的建筑，而是建筑所代表的建置及其负载的历史记忆”。因此，季剑青对“古迹”作了一个富有创见的定义：“古迹的‘古老’并不决定于建筑物理意义上的年代，而是依托以文字呈现的对建筑所代表的建置的历史记忆。”（季剑青《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三联书店2017）中国人对于建筑的态度，一方面大约与中国建筑的材质多为木结构，本身就不易保存相关；而更根本的，在于国人自古以来对文字的认知：“文字寿于金石”，文字比金石更具有穿透时空的力量。Pei-yi Wu在探讨《东京梦华录》的论文中也曾以开封和君士坦丁堡为例，指出中国与西方纪念城市的方式不同，中国的城市是以文字记忆的，而西方的城市是以石头记忆的（Pei-yi Wu， Memories of K’ai-feng，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25， No. 1， 1994）。 　　这就触及了以文字为载体的记忆对于城市的重要性。中国拥有悠久的城市书写传统，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即自剖书写城市的缘由，奠定了千百年来遗民书写的基调：“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囊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此后的遗老基本延续了这一论述，如周密《武林旧事》序言：“及时移物换，忧患飘零，追想昔游，殆如梦寐，而感慨系之矣。岁时檀栾，酒酣耳热，时为小儿女戏道一二，未必不反以为夸言欺我也。”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夏仁虎写作《旧京琐记》依然谈到：“及今所述，已为陈迹。告诸后生，或疑诳汝。暇则移录，著之简编。”书写的作用，在于维系遗民群体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从而在纸上复原一座逝去的城市，使其灵晕在代代相承的记忆中永不消散。电影《寻梦环游记》也旨在探讨记忆的命题，其以乌托邦式的童话手法提出，一个人的终极死亡，是他/她在人世被彻底遗忘的时刻，灵魂将烟消云散；而一旦家族世代传承将记忆延续下去，他/她就得以继?m生活在彼岸的世界。这与遗老追忆的初衷如出一辙，通过建构后人的集体记忆，赋予一座城市在文本中永恒的生命，这就是“书写”的力量。 　　而这种“书写”，实际上是一种“重写”。俄裔学者博伊姆（Boym）在《怀旧的未来》中提出怀旧的两种形式，“修复型怀旧”与“反思型怀旧”。简言之，“修复型怀旧”重在“旧”，是一种对于城市修旧如旧、原封不动的复原；而“反思型怀旧”重在“怀”，有自己的怀想、发挥，不一定是对过往的如实还原，却更接近心灵的真实（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译林出版社2010）。我认为这两种怀旧的形式，恰可以对应前述西人与国人对待城市的不同态度。文本的城市，对于后人的想象和记忆而言，比现实的城市更富有意义，这是文学研究者进入城市研究的入口，也是其当行本色。正如季剑青《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一书中对于研究对象的自我定位：“本书并不是以‘民国北京’为对象的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史著作，而是关于对北京之过去（‘旧京’）的认知、理解及想象的历史研究，更接近观念史和心态史”。具体到行文，我尤为欣赏季剑青对于陶然亭与花之寺两个个案的精彩分析。 　　借助这两例个案，季剑青揭示了中国传统书写的一个特性，即围绕某处古迹，会构成一个不断衍生的文学谱系，持续召唤新的作者、作品，从而形成一个绵延不绝的“记忆的共同体”。即使一个平平无奇的景点，也可能因为士大夫的题咏成为名胜，自然的风景被文学化了，而这种文学化的风景反过来又会控制后人的书写。季剑青举陶然亭为例，指出明清两代士大夫陈陈相因的书写，造就了陶然亭“芦苇蒹葭”的意象。而现代文学的生成，则打破了这种书写的延续性，剥离掉风景中的文人趣味，以现代人之眼，重新发现风景的本来面目，如俞平伯《陶然亭的雪》，就是一个“记录了旧的文学传统消逝和新的文学形式诞生的文本”。而他对于凌淑华《花之寺》小说文本的分析，亦十分巧妙。诗人幽泉受挫于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