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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走出去”的若干问题探讨 　　主持人语：我国政府全面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前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前往欧羡，分别举办了中美、中德和中法文学论坛；中国作家协会实施了“中国当代小说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最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予学院联袂启动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但是，中国文论“走出去”的问题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诚然，多年来学界对于域外中国文论研究的成果，也有一些介绍、翻译和研究。但是，那是从“域外汉学研究”角度进行的，而始终没有将这个问题从正面提出来讨论过，甚至目前几乎还找不到关于这方面的专题研究论文。因此，我们组织了这样一组专题讨论，将中国文论“走出去”的问题首次明确提了出来，并就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诸如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历史和现状、方法和路径、障碍和对策，以及话语输出、对外翻译和经验教训等问题。事实上，至今只有中国古代文论走出了国门，而中国现代文论由于过度的“西化”，还没有能力“走出去”。所以，我们探讨的范围只是在中国古代文论方面。由于我们学力有限，面对这样一个颇具前沿性的新问题的探讨，可能会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这个问题明确地提出来，请学界同行参与讨论，共议良策，真正使中国文论能够“走出去”，从而为中国文论争取国际地位。 　　关键词：中国文论；走出去；历史与现状；方法与路径 　　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0)02-056-13 　　 　　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文论“走出去”，是指中国文论走出国门，在域外的传播、研究和影响。虽然，从专题研究的角度来说，中国文论“走出去”是一个前沿性的新问题；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文论走出国门却并不是从今日开始，而是具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了。那么，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历史如何?目前的现状又如何?本文就此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谈其历史。中国文论“走出去”，大致经历了由近及远、由东及西的历史过程。中国文论著作的外传，大概从唐代开始。那时，中国文学和文论经历了所谓的“自觉时期”，正在走向繁荣昌盛。尤其是诗歌和诗学如日中天，光芒四射，其影响到了“汉字圈”内的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日本高僧空海大师回国时，就将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诗髓脑》和皎然《诗议》等唐朝诗学著作带到了日本。据说，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也是他带回日本的。当时，日本诗坛上正在流行着“唐诗风”。为了满足日本文人学习唐诗的需要，空海大师还先后编写了《文镜秘府论》及其简化本《文笔眼心抄》，对中国诗学在日本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样，朝鲜新罗人崔致远，入唐学习和做官15年，于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回国时，也将一些中国诗学著作带回朝鲜。从此以后，中国历代文论著作都不同程度地传人日本和朝鲜等国家。由于这些国家早期都没有自己的文字，直接使用汉字，中国文论著作传人这些国家是用不着翻译的，所以很方便，也很快捷。后来，日本、朝鲜和越南先后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字，中国文论著作的传人就要通过翻译了。诸如日文的“训译”、朝文的“谚解”和越南字喃的“改写”、拉丁文的翻译等。这种翻译工作大约开始于15世纪中叶，一直到19世纪末，所翻译的大部分是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学作品。真正的中国文论翻译和研究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即从20世纪初期受到西方文论的启蒙之后。日本在中国文论的翻译和研究方面，成绩最突出。诸如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思想史》与《中国文艺思潮论》、兴膳宏的《文心雕龙》日译与研究、高木正一的《钟嵘(诗品)》、丰福健二的《译注》、横山伊势雄的《(沧浪诗话研究》和船津富彦的《中国诗话研究》等影响较大。中国古代文论经典文献，基本上都有日译本，甚至有些还不止一种。其次是韩国，朝鲜和越南要差一些。 　　如果说中国文论向东方邻国传播，走的是近路或者是顺路(文字相同)，因而历史比较悠久。那么，中国文论向西方国家传播，走的则是远路，加之文字的不同、文化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得障碍重重，艰难曲折，因而历史较短。中国文论著作真正传人西方国家大概是19世纪下半叶，比其在东方国家的传播差不多晚了1000多年。1867年，英国学者卫烈亚历在《汉籍解显》中对《文心雕龙》作了介绍和评论，可见《文心雕龙》等中国文论著作此时已传人西方。其实，当时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文论了解的人是很少的。中国文论著作大量地传人西方并引起西方学者的研究，则是到20世纪了。俄苏时期的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是最早研究中国文论的欧洲学者。他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1916)。他先后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