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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际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从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的角度研究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空间基础，发现省际城市规模的空间分布差异影响了地区经济增长。并利用1994-2013年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以经济赫芬达尔指数为核心指标，运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省际城市规模分布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分布与人均GDP呈现较为明显的倒U型关系，表明在长期中城市规模水平的提升越过最优值后，反而不利于人均GDP的提升。这种非线性的关系，不仅能够佐证空间经济学中集聚经济在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影响下不断消长的论断，也能为中国大城市的规模优化提供科学借鉴意义。 　　关键词 城市规模分布 城市首位率 赫芬达尔指数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7-0052-09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能够充分利用以金融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为代表的溢出效应，引致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这一事实已经成为文献的普遍共识。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活动空间集聚水平不断提升。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是，各种要素资源持续不断地从乡村流向城市，城市地区的要素集聚水平明显提高，经济发展效率明显获得提升。事实上，要素空间集聚水平提升对经济发展，是有条件的。②为了实现要素空间集聚的最优效率，在中国推进经济空间优化布局的过程中，应该如何选择科学正确的路径？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素来有大小城市之争，争论大小城市效率孰优孰劣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③ 　　以上研究为我们推进城市化进程提供了许多有效洞见。然而，他们却都忽略了一个事实：不同省际内部根据城市实力高低（多以人口和经济为标准），形成了一个城市体系。因此，孤立地研究何种规模的城市更能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显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而相对于讨论单个城市的最优规模而言，城市体系的整体城市规模分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因此，识别经济集聚水平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探索省域城市规模分布的最优增长区间，对于优化特大城市规模，建立科学的城市体系意义重大。本文利用1994-2013年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以赫芬达尔指数为核心指标，实证检验了中国省际城市规模分布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分布与省际人均GDP呈现较为明显的倒U型关系，表明在长期中城市规模水平的提升越过最优值后，反而不利于人均GDP的提升。这种非线性的关系，能够佐证空间经济学中集聚经济在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影响下不断消长的论断。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城市是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结果，表现为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作用互相拉扯的动态演进过程，是金融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Fujita M. and Krugman P.R.，“When is the Economy Monocentric？ Von Thünen and Chamberlin Unified，”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no.25，1995，pp.505～528； Fujita M.， Krugman P.R.and Venables A.J.，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9；梁琦、钱学锋：《外部性与集聚：一个文献综述》，《世界经济》2007年第4期。大规模经济活动在特定空间的高密度集聚所产生的拥挤成本等一系列负外部性，必须被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内核的不完全竞争机制所稀薄，才能释放出规模经济效应。然而，要素的集聚效应和要素的拥挤成本作为决定要素集聚与否的重要力量，其此消彼长的关系往往导致了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并不均匀，而这则外化为一个地区的城市规模分布。 　　城市规模分布演进，表征了一定时期内一个区域内部城市之间的规模演变，它反映了一个地区不同城市的规模对比关系。经典的空间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现实情况下，在规模收益递增规律的作用下，要素总是倾向于集聚在某些特定区域。要素的空间集聚之所以能够引致区域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城市本身所具有的分享、匹配与学习机制。Gill I. S. and Kharas H.，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2007.然而，要素空间集聚引致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并非呈现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