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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文学人类学研究的精神谱系 　　〔摘要〕 文学人类学于20世纪初乘西学东渐之风登陆中国，至今已经走过百余年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二个时期，即新中??成立之前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和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复兴。中国百余年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那就是致力于文学人类学的本土化，即用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文学中的具体问题，并构建出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研究理路。 　　〔关键词〕 文学人类学；本土化；精神谱系 　　〔中图分类号〕I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4-0087-08 　　随着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殖民活动而兴起的文化人类学，从诞生伊始就将与西方现代文明相对立的非西方的、原始的人类文化作为其研究对象，从“他者”的视角审视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各民族文化相互比较和田野调查作为方法论，将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整合在文化里面，“成为20世影响最大的一门新兴学科，以至于几乎所有的现代人文学科都与人类学牵手联姻而形成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1]36-42，故而出现了文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哲学人类学、音乐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影视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一系列新兴学科。 　　文学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批评理论流派最初发端于西方。在西方学界，文学人类学包括文学理论批评家提出的文学人类学和人类学家提出的文学人类学两个方面。文学批评家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最早源于神话原型批评。对神话原型批评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以弗雷泽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以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由此形成了神话原型批评的三个发展阶段，即剑桥学派、荣格学派及弗莱的原型批评。人类学家的文学人类学倾向于把文学现象当作文化现象来看待，侧重于从传播和符号功能等方面来理解文学的特性。 　　文学人类学于20世纪初乘西学东渐之风登陆中国，至今已经走过百余年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二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和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复兴。中国百余年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那就是致力于文学人类学的本土化，即用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文学中的具体问题，并构建出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研究理路。 　　一、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奠基期 　　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之风的影响下，西方的文学人类学理念，尤其是神话-仪式理论开始传入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者刘锡诚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存在一个“文学人类学派”[2]54，主要成员有蒋观云、周作人、鲁迅、闻一多、郑振铎、茅盾等。 　　20世纪初，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最早引进的是以泰勒、安特路?朗和弗雷泽为代表的英国人类学派的神话学理论，主要研究对象是神话、传说和故事，其传入中国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来自留学欧洲的知识分子，一条来自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译介其理论，二是运用其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神话、故事和传说。 　　先看译介。1907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和安德留?兰合作撰写的神怪冒险小说《红星轶史》，并在《前言》中对英国神话学家安德留?兰作了简要的介绍。他还翻译了英国哈里孙的《希腊神话引言》（1926）。周作人对神话学的译介起了发蒙的作用。赵景深先后翻译了哈德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混合》和《神话与民间故事》，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季子系的童话》、《友谊的兽的童话》、《兽婚故事与图腾》等。赵景深不仅翻译，也在自己的研究著述中，介绍并运用人类学的神话学理论与方法，体现出从故事中探讨古代的风俗礼仪和宗教这一民间文学观。郑振铎翻译了英国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1934）。杨成志翻译了英国该莱的《关于相同神话解释的学说》以及英国班恩的《民俗学概论》一书的附录部分《民俗学问题格》。汪镬泉从日文翻译了小川琢治的《天地开辟与洪水传说》、青木正儿的《中国小说底渊源与神仙说》，江侠庵编译了小川琢治的《山海经考》、白桦翻译了松村武雄的《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谭》、周学普翻译了《狗人国试论》，钟子岩翻译了《童话与儿童的研究》等。 　　周作人是北大歌谣研究会的始创者，他撰写了《金枝上的叶子》，介绍弗雷泽的《金枝》。他撰写的《欧洲文学史》运用19世纪安特路?朗的人类学理论来分析古希腊文学。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在论述文学的起源时将中国文学与印度和希腊之文学进行比较，认为文学起源于宗教祭祀。谢六逸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先后著有《西洋小说发达史》和《神话学A B C》。其《神话学ABC》的前半部分根据日本早稻田大学人类学家西村真次的《神话学概论》，后半部分根据日本神话学家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编译而成。他在介绍西方神话学理论时，对中外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