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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域城镇化水平对耕地压力的影响 　　摘要：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同时也给耕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带来了压力。在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前提下，为揭示不同城镇化水平对耕地压力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利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从省域层面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耕地压力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城镇化水平对耕地压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对耕地压力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最后从人口质量、耕地保护和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在城镇化进程中缓解耕地压力的相关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水平，耕地压力，影响，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323.2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9138-（2015）09-0055-62 收稿日期：2015-08-01 　　1 前言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组织结构和生产结构进化的结果，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化水平与耕地压力之间关系密切，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和耕地保护是对立的，赵金芸（1997）指出，城市建设用地的外延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占用大量耕地资源，造成“吃饭”和“建设”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同时随着耕地数量的减少，会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而给城镇化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也有学者认为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在根本上是统一的，曹雪琴（2001）认为：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耕地的减少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城镇化使耕地流失趋向缓和，他指出城镇化是解决我国土地短缺的重要途径。大多数学者从城镇化和耕地面积的变动关系来进行城镇化水平对耕地影响的定量研究。贾绍凤（1997）经过相关测算得出，每增加一个农村人口比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要多占用47.5%的耕地。吴群（2002）通过建立相关系数和回归模型对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与耕地面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城镇化水平的发展有利于耕地资源的保护，加快城镇化进程和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是协调两者关系的根本出路。 　　城镇化水平与耕地压力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系，只有城镇化水平与耕地压力相协调，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双赢。当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耕地面积持续减少的背景下通过缓和耕地压力来实现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的协调，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理论框架与模型构建 　　考虑到本文在研究时将地区维度与时间维度联合到一起，既用到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又涉及2000-2012年的年度时间序列，因此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城镇化水平对耕地压力的影响比较合适。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不仅能通过扩大样本容量来提高实证分析结论的可信度，还能直观地反映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以STIRPAT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它是Ehrlich和Holden提出的IPAT方程的随机形式。IPAT模型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用于分析人文因素对环境影响的量化模型，而该模型只能得到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等比例影响，为了改善该模型的不足，Dietz和Rosa建立了改进的STIRPAT模型。其一般形式为： 　　其中，i、t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Pre为各地区耕地压力；αi为反映个体差异的变量，表示各地区的固定效应，αt表示时间效应；Pop为人口规模（万人）；Urb为各地区城镇化水平（%）；pGDP为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万元）；Gra为各地区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公斤/公顷）；Pro为各地区非农产业比重（%）；b、c、d为变量的回归系数；μit（μit=γi+εit）代表误差项。 　　3 数据来源与区域划分 　　本文采用2000-2012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来研究人口、经济、技术等因素对耕地压力的影响。其中，城镇化水平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出；耕地压力的测度基于蔡运龙（2002）提出的耕地压力指数计算公式得出。人口数据选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01-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部分省份的城镇人口缺失数据引用自周一星、田帅（2006）的修补数据。GDP产值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2001-2013的《中国统计年鉴》。对于个别省市的缺失数据主要利用“内插法”补足或?用指标均值替代。 　　城镇化水平测度方法中以人口指标法为主的单指标测度方法存在很多局限性，本文依照全面性、主导性、层次性、操作性的原则，在参考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城镇化内涵，确定了新的城镇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见表1），再运用熵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后确定各指标权重。作为一种重要的客观赋权法，熵值法能够深刻地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所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比AHP法和特尔斐法具有更高的可信度，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能够克服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和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