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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域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摘要 　　基于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理论和社会嵌入性理论，概括了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社会嵌入性的认知嵌入、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文化嵌入、政治嵌入。以资源环境经济因素为层一变量，以社会嵌入性因素为层二变量，运用多层统计模型解决了中国省域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问题；利用中国省域的1998年到2013年每个省的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能源消耗、用水量、污染排放指数、国内总产值数据，基于超效DEA 方法，测算了中国省域的环境效率；实证分析了嵌入性视角下中国省域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省域之间的环境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环境效率的整体差异中，高达90%的份额是由各省环境效率的社会嵌入性不同造成的。显著性直接影响因素为：人均GDP、物流关系嵌入正向影响环境效率，第二产业比重、节能性政治嵌入负向影响环境效率；显著性间接影响因素为：自然保护性政治嵌入增加将削弱第二产业比重与环境效率之间的负向关系，资金流关系嵌入增加将加强天然气使用比重与环境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既是显著性直接影响又是显著性间接影响因素为：认知嵌入既能直接正向影响环境效率又能削弱天然气使用比重与环境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因此，中国在解决环境问题时，不仅要考虑资源环境经济因素，还要考虑社会场景因素（嵌入性因素）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并且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环境效率的长期稳定提高。此外，本文也是建立适合社会嵌入性理论实证分析方法的一种尝试，实证结果有助于改善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嵌入性理论缺乏实证分析的局面。 　　关键词 环境效率；社会嵌入性；多层统计模型；中国省域 　　中图分类号 F224；F06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8-0079-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8.012 　　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五年高速增长， 尤其是最近十五年快速崛起，目前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同时中国也正面临着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环境问题。《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2009》显示， 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上升，环境污染治理压力日益增大。2009年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合计13 916.2亿元，约占当年GDP的3.8%。在2014年世界环境绩效指数（EPI，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的排名中， 中国得到了43分， 在所有17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18位， 环境情况不容乐观。世界价值观调查（WVS） 中关于环境保护优先还是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优先的问题，由中国部分2012年数据分析得到，回答为环境保护优先占总有效数据的56.5%。中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了环境的现状， 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所以，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着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权衡问题。那么能否有既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又能降低生态环境风险的办法呢？Chen et al认为环境效率的定量分析，不仅是了解区域环境保护现状的重要前提，也是制定和调整相关政策的前提；而且，环境效率的提高对于减少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程度至关重要[1]。因而，提高中国环境效率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中国环境效率的大小是由中国各省环境效率大小决定的，因此，提高中国各省环境效率是也非常值得研究的。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环境效率按照杨俊等界定，是指实际污染排放和潜在污染排放的一种度量。它的经济学含义是以环境生产前沿面的决策单元为参照面，在保持投入产出不变时，污染排放能在现有基础上减少的潜力[2]。围绕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问题，学者们主要从以下维度进行了研究：产业结构[3-7]、能源构成[3，5] 、技术进步[4，6] 、经济规模[4，6-7，9]、人口密度[7-8]、国际贸易[3-8，10]、政府影响力[3-4，7-8]。但是，缺少影响环境效率因素的作用路径分析，而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能为提高环境效率的精细化管理以及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另外，虽然已有的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研究也考虑了关系嵌入（国际贸易）和政治嵌入（政府影响力）等，但其重在考虑资源环境经济因素的影响，缺乏对社会网络结构和群体认知以及社会文化的关注，缺少“嵌入性”思维。对于还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而言，关注非正式的制度因素对于经济现象，特别是环境效率提高的解释有着更为特殊的蕴意。由于正式规则执行的缺失，充当环境保护机制角色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还需进一步挖掘。基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本文在社会嵌入性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国省域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