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反常关系研究.docVIP

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反常”关系研究 　　摘 要：本文对1982―2004年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段研究结果表明， 1982―1993年二者的关系基本上可以证明是负相关的；1994―2004年二者的关系尚不明晰。整个样本时段内，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处于“反常”的“U型”关系。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观点相悖，且也背离了普遍认同的“财政分权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 　　关键词：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反常”关系；最优财政分权度 　　中图分类号：F81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5-0084-06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财政分权理论，西方学者历来有很丰富的研究。西方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又可称为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或联邦主义的经济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兼顾政府职能如何在不同政府级次间进行合理配置，以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如何分配的问题。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间关系具有不同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比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收入弹性高，财政分权成为经济增长的一种需求；而在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清晰。Bahl和Linn等在理论上论证了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经济稳定等问题而比发达国家更需要集权[1]。Davoodi和Zou以46个国家为样本进行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平均而言，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分权程度高，财政分权所导致的人均GDP增长率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为2%与1．6%[2]。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趋于国际化，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并且研究结论不尽相同。王绍光从宏观经济稳定和发展的角度研究发现，过度的财政分权会威胁到宏观经济的稳定[3]。Jin等以地方分成比例作为中国财政分权的衡量标准，发现中国财政包干制度缩小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4]。Wong等对中国地方政府的预算外资金问题进行的研究认为，不充分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改革导致了地方政府追求更多的预算外资金[5]。Ma以平均留成比例来衡量财政分权，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6]。Zhang和Zou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7]。Lin和Liu以边际留成比例来衡量财政分权，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8]。胡书东以省级人均财政支出占全国人均财政支出的比值来衡量财政分权，研究结果认为，一般的财政分权程度与GDP增长率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财政支出内部的经济建设支出的分权程度与国民经济绩效呈显著正相关[9]。乔宝云以人均省级财政支出占人均总财政支出的比例来衡量财政分权，以地方财政资源相对比重与完全均等比重之间的距离来衡量财政资源分配不均等，同时考虑了实际税率、相对财富、预算外资金对一般预算资金的比以及劳动力增长率与资本投资增长率等解释变量。最后认为，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又加剧了财政资源分配的不均等[10]。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没有统一的定论。这主要是由各种研究中所用指标的差异和样本数据时间段的差异导致的。本文试图在综合已有研究所用指标变量的基础上，结合更长时间段的样本数据，对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新的研究。 　　 　　二、指标选取 　　 　　从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习惯来看，财政分权指标一般是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支出）与全国财政收入（支出）的比重或者与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支出）的比例来度量。比如，Phillps 和 Woller[11]和Davoodi 和 Zou[2]都用地方政府支出占总支出的比来衡量财政分权；Zhang和Zou在研究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时，还区分了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或者支出的区别，他们用地方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来衡量财政分权[7]；Akai和Sakata认为财政分权是不能用某一个单一的指标就可以衡量的[12]；马骏[6]用省级政府在预算收入中保留的平均份额来代表财政分权程度；林毅夫用边际分成率――省级政府从财政收入增加额中所提留的比例，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13]；Qian和Weingast提出了三个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第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均财政支出与中央政府人均财政支出的比率；第二个是地方政府所监管的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出占整个地方所有国有企业总工业产出的比率；第三个指标是基于黄佩华等[14]所构造的一个衡量省政府“官僚机构整合”的指数[4]。 　　尽管以前的文献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了很多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但是，很少有哪一个指标能比较好地衡量中国的财政分权。研究中国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