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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 　　摘要：依据外商投资动机把FDI划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借助净现值和资金循环原理将汇率水平和汇率预期对四类FDI的影响分别建模，利用2007―2012年的月度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化对FDI流入的影响与项目初始设备材料采购的市场区位密切相关；外商投资动机的不同组合决定着汇率预期对FDI流入的作用方向。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背景下，外商对FDI会重点考虑市场导向与成本导向结合型，相对不愿意介入成本导向与出口导向结合型，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一致。 　　关键词：FDI；即期汇率；远期汇率；市场导向；成本导向；运营成本；货币转换；货币升值预期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3-0066-08 　　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一种货币转换行为（李天栋等，2004），汇率水平及其变化是影响外商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币汇率对外商来华投资的作用力正日益增强。但是，汇率运行究竟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国内外理论界一直存在分歧，其中争议比较突出的问题包括：升值与贬值哪一种情况对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如何把外商投资动因引入到汇率对FDI影响的分析之中。早在2002我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引资大国，当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到527.43亿美元，2012年这个指标又增加到1 117.16亿美元，正确认识汇率与FDI流入之间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汇率的引资功能，完善汇率政策、促进外资的合理流入意义深远。 　　基于相对成本效应与相对财富效应，许多学者认为贬值对一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在这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是Cushman，他认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东道国货币贬值将会降低当地相对外国的生产成本，提高FDI的投资回报水平，促进FDI流入。不仅如此，他还认识到，汇率的这种相对成本效应、财富效应与跨国公司的产销结构布局密切相关，在东道国货币贬值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利用东道国的投入品进行生产并将产品销往母国或第三国，将会带来更多的投资回报（Cushman，1985、1988）。Froot和Stein（1991）认为一国货币贬值能够提高外国投资者的相对财富，有助于他们对东道国企业展开并购。Klein和Rosengren （1994）认为，东道国货币贬值可以使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外币的相对价值上升，他们可以用相同的财富购买到东道国更多的资产。在我国，许多学者认为贬值对FDI流入有益。如，俞进（2002）认为贬值可以降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筹资成本和经营成本；张运昌（2003）认为贬值可以使跨国公司能够以较少的资本在东道国建厂、办公司或并购企业，以较少的投资作较大的生意。持有相同或相近观点的学者还有谢皓与杜莉（2007）、乔琳（2011）等。 　　引入预期或考虑跨国公司在产供销的区位选择与调整方面的灵活性，升值对FDI流入同样也会产生激励。Cushman（1988）认为，东道国货币升值能够降低跨国公司利用进口投入品在东道国生产和销售的相对生产成本。Gampa（1993）认为东道国的货币汇率越高，预期跨国公司的未来利润水平越高，升值对FDI流入产生激励；Gorg和Wakelin （2002）利用1983―1995年从美国流向12个发达国家的FDI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东道国货币升值会导致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FDI的增加。自2005年7月至今，人民币汇率基本处于一个持续升值状态，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是屡创新高。范跃进、徐伟呈（2009）认为，人民币升值，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利润部分对其本国货币而言升值，对其继续转化为新增投资有正面影响。叶欣、周华（2011）认为，人民币升值本身对FDI流入有抑制作用，但人民币升值预期对FDI流入有激励作用。 　　汇率变化对FDI流入的影响与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因联系密切。Kunming Chen（2006）等人采用实物期权模型比较了汇率变化对成本导向型与市场导向型FDI流入的不同影响，发现东道国货币升值会刺激市场导向型FDI的流入，抑制成本导向型FDI的流入。原因在于市场导向型FDI以母国货币表示的利润会因东道国货币升值而增加，成本导向型FDI以母国货币表示的成本会因东道国货币升值而提高，汇率对FDI的影响会因投资动机不同而不同。国内学者于津平（2007）、黄静波（2010）、马翔（2011）等关于人民币汇率对FDI流入作用进行的理论分析或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与Kunming Chen的观点一致，即人民币升值在抑制资源（成本）导向型FDI流入的同时，能够促进市场导向型FDI流入。归纳起来，现有文献思想存在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