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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融合下广播电视新闻传播规制的目标与路径 　　摘 要：三网融合改变了广播电视媒介的技术特性和传播特性，使信息传播的内部过程和外部生态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广播电视新闻作为公共性物品的价值，必须以社会性规制为主导对其传播进行规制，使之能够满足国家、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需求。具体目标与实施路径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构建制度文化环境，深化协商民主的广播电视实践；二是创新广播电视新闻的生产和宣传模式，保障新形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三是重构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多元评价指标体系，使之重回公共利益。只有如此，方能使三网融合下的广播电视新闻传播在社会转型期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三网融合；广播电视新闻；规制；目标；路径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4-0168-05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持续调整，中国现有的电信网、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只有走融合发展的道路，才能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有条件参与全球化的信息产业竞争，这即为三网融合。三网融合并不简单意味着三网之间的物理融合，而主要是指产业形态的融合。融合后，三网在业务上互相准入，在技术上使用相同的标准，在资源上实现共享。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电视媒介的技术特性、传播特性。一是信源结构与传播主体发生了变化；二是媒介性能与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三是媒介组织结构与工作流程发生了变化。①可以看出，三网融合后，信息传播的内部过程和外部生态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手机、电脑、电视的“三屏合一”使传统电视回归了多元信息的传播平台和意见交流平台，它能否真正成为公众和公共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之间的对话平台？广播电视新闻节目能否通过这个“升级版”的综合网络获得更快、更广泛的传播效果，以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生产能否摆脱收视率的制约，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这些都依赖于对三网融合下广播电视新闻传播规制的构建。 　　规制（regulation），有动词和名词的双重属性，既可指规范、调整和管制，又可指法规和规则等。1971年，施蒂格勒（G.J.Stigler）在其著作《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中提出了一个颇受认可的关于规制的概念，他认为，作为一种法规（Rule），规制是国家强制权力的应用，是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并为其利益所设计和主要操作的。②从中可以看出，规制的主体是国家行政、司法以及立法机构，规制的客体是各类产业主体的经济活动和行为。根据规制的目的不同，规制又分为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经济性规制是指以防止无效率的资源配置发生和确保需求者的公平利用为主要目的制定的标准；社会性规制则指以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安全、健康以及公共利益等为目的，对服务的质量以及伴随着它们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制定一定的标准。”③社会性规制理论主要解决行为主体外部性问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公共性物品问题、是非性价值性物品问题。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这些问题在公共安全、环境保护、食品卫生、社会福利、信息传播等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 　　显然，广播电视新闻作为公共性物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④，对其传播进行规制要以社会性规制为主导，使其能够满足国家、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需求，具体目标与实施路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构建制度文化环境，深化协商民主的广播电视实践 　　伴随着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推进，无论是国家性的政策还是地方性的政策，大众媒介越来越频繁地介入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为普通公众和官员之间搭建了对话的平台，这个过程就是协商民主的过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主要是指公民借助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甚至审议等协商的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协商民主不同于代议民主以投票为中心，而是以对话为中心强调公民的直接参与，目的是促使现代间接民主向实质民主转化。⑤但是，在传统媒体环境下，传受双方信息地位的不平等，强势媒体自上而下、广播式的信息传播模式往往使协商民主的媒体实践流于表面化或象征化。 　　三网融合后，传统电视的单向信息传输变为双向的信息传输，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变成了多点对多点的传播模式。手机、电脑、电视的“三屏合一”使传统电视回归了多元信息的传播平台和意见交流平台，从而赋予了公众更多的话语权，这即为“技术赋权”。它建构了一种“自下而上”的传播系统，使受众既是信息的受者又是信息的传者。这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传者的主动性被弱化，而受者的参与性、主动性和影响力增强，权威信息发布的垄断被打破。从协商民主的内部机制来看，三网融合为公众与官员之间的自由平等对话提供了技术文化环境。但是，不同于互联网领域相对放松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