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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跨越经济周期的制约因素和应对机制 　　摘 要：演经济周期是一种跨时空的资源配置机制，企业及时纾解财务困境是该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但是，在利润最大化目标和各种金融监管指标约束下，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形成正反馈机制，而这放大了融资困境，因此，解决融资困境的出路是超越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基于此，提出了三方面的路径选择：建立逆周期的企业资产评估体系、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均衡发展、按照试验-推广模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关键词：演经济周期；资源错配；金融机构；集体行动困境；均衡发展；金融改革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8）03-0001-06 　　改革开放以来，中??经济保持高速增长，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74.4万亿元。但是自2010年以来，GDP增速连年下降，按可比价格计算，2016年同比上年增长6.7%。在这一形势下，国内外学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产生了认识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增长奇迹不可持续，不会幸免于制度造成的“中等收入陷阱”（ 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至少还有8%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林毅夫，2015），经济放缓只是后发国家崛起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 　　事实上，连续7年的经济增长数据表明：第一，虽然中国经济短期内难以达到年均10%以上的增长率，但是也没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二，经济运行的形态既不是U型走势，也不是V型走势，而是处于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按照经济周期理论，这符合经济运行规律，却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资源闲置及其低效率，二是低增长陷阱风险。那么，如何看待和超越这两个问题，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一、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综述 　　1825年，英国发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经济危机。自此开始，欧美国家大约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经济危机，如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和1872年都有发生。针对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现象，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比如基钦周期（3～4年）、朱格拉周期（9～10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60年）和库兹涅茨周期（15～25年）。马克思也指出：“现代工业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个不同周期性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 　　究其原因，凯恩斯把经济周期归咎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认为，中央银行在信用扩张过程中刻意压低利率、导致资本被错误分配而造成了经济周期。熊彼特认为创新造就了经济繁荣，而创新性投资的耗尽带来了经济萧条。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在竞争经济条件下，技术冲击的动态影响是大多数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例如，Prescott（1986）研究发现，经济波动是对技术冲击的反应，研究经济周期需要探讨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而不能局限于研究产出的波动。这与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强调总需求冲击不同，也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分别强调货币冲击的短期效应和未预见到的货币冲击不同。Ben Bernanke Mark Gertle（1989）把信息不对称引入信贷市场，开创了研究信贷、总量均衡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关系的理论。BorioLowe（2002）指出，金融体制、货币体制和实体经济体制三个因素影响金融经济周期的长度和广度。SchularickTaylor（2009）在研究了14个国家1870～2008年的货币、信用和宏观指标后发现，信用膨胀是有力的金融危机预测指标。Weyerstrass et al（2011）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商业周期的同步化趋势随着金融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在增强。 　　刘树成（2005）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并借鉴熊彼特周期理论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阐述了中国经济周期冲击因素的特点。信念冲击与政府支出冲击均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冲击来源，分别可以解释约30%和60%的经济波动（吕朝凤，2014）。经济体制改革的向前推进能够显著地减缓经济周期波动（陈乐一、杨云，2016），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银行集体行动导致了信贷及其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贾甫，2016），政府的消费和投资、银行的货币信贷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有重大影响（蔡群起、龚敏，2017）。 　　就经济周期的应对策略而言，奥地利学派认为，消除危机的方法是引入一种竞争性的货币发行机制，以解决发行货币的“成本-收益”不对称问题。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失灵是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源，政府干预是消除危机的最优选择。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政府试图熨平经济波动的干预政策，不仅可能无益于解决经济危机，反而带来债务风险累积，导致更大经济危机的爆发（郭冠清，2014；王晋斌、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