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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凤凰评论员邱震海用德国严谨的研究方式做新闻 　　邱震海，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1991年赴德国图宾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德国经过一个迷恋西方的过程后回归，1997年被拥有自由气息的香港吸引，2004年加入凤凰卫视，成为一名理性的时事评论员。在做时事评论的同时，他也在通过书籍、文字的方式，不断地将观点二次沉淀和呈现给受众 　　4月16日上午10点，当邱震海出现在与《留学生》记者约定的广州某咖啡厅时，他正在电话中与团队讨论着周日将要播出的《寰宇大战略》。因为奥巴马即将访日，他临时决定将《中日大使对话》第二期提前播出，“这一期一定精彩，前日本驻华大使把我们一个很反日的美女观察员给说得流泪。这是我主持谈话节目近八年来，在中日对话这样敏感的话题和敏感的场合，第一次看到嘉宾现场落泪。刚才我特意跟我的团队交代，一定要把观察员落泪的镜头留下，一定要把触动中日两国人民神经的那些灵魂的东西在电视上表露出来”。他说话时，语速要比节目中慢一些，他笑言：“通过快节奏来吸引大家算是我主持节目的一个策略。” 　　因为主张理性探讨中日关系，邱震海被部分观众认为有“亲日”嫌疑，对此，他淡然一笑：“中国这几年发展很快，以前日本一有什么举动，我们就开始砸日系车，这几年很少了，这某种程度就是我们开始成熟了，老百姓已经开始有心理容纳能力了，现在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理解我们的想法。” 　　邱震海的理性，与他当年在德国留学有关。1991年，邱震海申请到同济大学的公派名额，开始了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的学习。从大学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德语的严谨、缜密、一丝不苟，训练了他的思维，也重新架构了他的思维方式，为他日后成为一个理性的时事评论员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97年，处于对西方迷恋后的迷茫期的邱震海决定回国，他选择“进可攻，退可守”的香港作为跳板。在这个跳板，他也在不停地跳跃着寻找适合自己的落脚点。从学界、商界到媒体，直到2004年正式加入凤凰卫视，邱震海终于停止了他的身份转换。也正由于不同职业的身份转换，使得邱震海的性格中既具备学者的沉静、理性与缜密，又具备商界人士的雷厉风行与干练敏捷，同时还具备新闻人的敏锐与练达。所有这些特质，恰恰成就了今天做时事评论员的邱震海。 　　在做时事评论的同时，他也在通过书籍、文字的方式，不断地将他的观点二次沉淀和呈现给受众。从《中日需要“亚洲大智慧”：邱震海论中日关系》、《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到《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邱震海在坚持用国际的全球视野探讨现今的中国。 　　谈到节目和书籍的影响力，邱震海向《留学生》记者直言：“这个很难量化，很难去估计。有多少人在看了我的书和节目、听了我的观点以后内心改变，或者内心开始思考，我不知道，但时隔很多年，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忽然对我说：‘你当年的某句话触动了我的心，改变了我。’这基本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我争取能够改变。” 　　语言分析才是我的专长 　　留学生：1991年，为什么会选择出国留学？ 　　邱震海：在上世纪80年代末也有个出国潮，当然，那个出国潮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国家还没有这么富裕，所以大家都很向往外国，想看看西方国家是怎么样的，也想去学一些东西，所以在年轻人中出现了集体的出国潮，这是个大背景。小背景呢，就是我本科和研究生读的就是德语，德国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就是以后一定要到德国去留学，这是从专业角度来讲。在1990年年底1991年年初，同济大学有个公派一年到德国进行校际交流的名额，我争取到了这个名额。在1992年的时候，我顺利申请到了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就留在德国读了博士。现在看起来，我当时没有回来是对的，其实现在跟同济大学原来的同事相比，我能够做的事就更多。这个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人生转折点。 　　我人生大概12年就会有一个转折点。我1980年上大学，上大学肯定是改变人生的；1992年，我如果回来了，那我的人生道路又不一样了，我可能会继续从事德语教学工作，那就没法从事新闻工作了，而且回来后可能天地会小一点，在当时我也没办法拿到博士学位；第三个转折点是2004年，那一年我加入凤凰卫视；下一个转折点应该是在2016年。（笑） 　　留学生：你之前学的是语言学，后来怎么会转向从事时事分析？ 　　邱震海：做新闻，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爱好。我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学过国际关系，我的专业是语言学，而且是日耳曼语言学。但是因为德国严谨的研究方式，尤其像语言学、哲学这些学科，逻辑性比较强，看一个问题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到那个角度，去演绎、推理，这套学术训练的方式对我很受用，可以说一生受用。所以造成我后来很快地就能够进入其他学科去研究，不用再去从头开始学一些基础知识，就可以直接抓住里面的逻辑做些分析。我的专业就是语言分析，语言分析才是我的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