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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政策60年的回顾与反思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艰辛探索的历程，可以发现从建国伊始，党和政府就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作用。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更明确表达了这种思想：“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412--413)因此，如何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便成为一个核心问题。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界定，科技政策是政府为促进科技有效发展，以实现其整体建设目标而实行的各种重要制度及施政方针，那么，中国科技政策60年来的演变无疑始终与这个核心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由于在不同时期赖以为基础的体制模式不同，科技政策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大体上可以把中国科技政策60年的变迁分为三个时期。 　　 　　1、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技政策 　　 　　这一时期从1949至1978年，科技政策立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由于以计划体制为基本制度安排，相应的组织结构按照功能和行政隶属关系严格分工，政府是科技资源的投入主体，这一时期科技政策的基本特点便表现为运用行政的力量来推进科学技术体系的建立，推动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运用计划的方式来部署科技活动，配置科技资源。这一方面体现了当时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计划经济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与建国初期科技人才匮乏、科研设备奇缺、情报资料残缺不全、文化教育极端落后的状况相关，“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不超过500人，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只有30多个，其中较有基础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是结合自然条件和资源特点的地质学的分类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几乎是空白。”(宋健主编：《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页448)在这种条件下，集中科技资源解决关键问题，并由政府全面规划科技活动的思想非常容易在最高决策层中形成共识，并得到大多数科学技术专家的拥护。《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研究规划》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展开的。规划要求“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的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急需的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同时明确了按照“任务带学科”的原则部署全国的科技活动。 　　这次规划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迅速建立起相对完备的科学技术体系，而且在特定的科技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大大地强化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科技实力。比如，“在经济和科技力量都比较薄弱的情况下，用较少的钱，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速度研制成功的‘两弹一星’，这些曾经使世界瞩目。”(龚育之：“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技术”，载《科学学研究》1991年第3期)在半导体、计算机、空间科学、分子生物学等尖端领域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结晶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的成功是诸多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集体协作的典型案例。 　　这种成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政策导向，反映了发展中的落后国家必须通过国家意志实现资源集中使用的规模效益才能更好地发展科学的现实需要。同时，也使“科技规划”成为这一时期集中展现国家科技政策的重要方式，并为以后政府管理科技事业提供了范例。 　　这种政策模式也包含着的内在缺陷。主要表现是：高度计划和集中导致体系结构上的刚性，难以适用科技活动内在的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科学与技术、经济、社会之间应有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不但突出地反映在科技与经济的脱节上，而且反映在科学与技术、科技与教育之间的脱节上；由于刚性的计划体系缺乏对于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政府各部门不得不建立满足自己需求的研究机构，从而造成高度集中与力量重复、分散、缺乏协调并存；由于无法保证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政府的无限权力易于演变为违背科技发展规律的行政命令和权力意志，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出现偏差的情况下，科学技术事业易于受到干扰甚至破坏。此外，这种政策模式也抑制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体制改革和转型时期的科技政策 　　 　　这一时期从1978到1992年，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动员全党全国重视科学技术，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再次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思想。此后，改革开放成为这一时期突出的时代主题，科技政策也随着体制改革和转型不断变化。一方面通过科技与教育领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