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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分析 　　内容摘要：目前中国兼具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大国的双重身份，本文从IFDI和OFDI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运用2003-2012年度的省级面板数据，剖析中国双向FDI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结果发现：IFDI在区域层面上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促进作用，对产业结构升级化无明显促进作用；OFDI在全国和区域层面上都对产业结构升级化和高度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文章最后为促进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 产业结构升级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相继推出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发展战略，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自1993年起至今，中国一直保持着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记录；而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突破一千亿美元大关，蝉联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1982年，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占全球比重仅为 0.74%和0.16%，占发展中国家比重也仅为1.63%和1.65%。但到了2012 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IFDI已达1210.8亿美元，占全球比重8.96%，占发展中国家比重达17.2%，是全球外资流入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年对外直接投资OFDI已达 842.2亿美元，占全球比重6.1%，占发展中国家比重达19.7%（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图1反映了我国自2003-2013年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流量变化情况。 　　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飞速发展的历程中，毫无疑问国际投资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为东道国带来资金、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等，而通过对外投资也有利于一国实现资本国际化流动和全球化资源配置。不论是作为东道国还是母国，国际直接投资均能促进产业分工和要素的合理配置，从而对一国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作为保持良好经济发展势头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目前无论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将两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分析，探索双向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从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 　　文献综述 　　目前的文献主要是从独立的角度出发，即单独探讨外商直接投资（IFDI）与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 　　理论方面，I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主要是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微观上，FDI通过企业间的外溢效应、关联效应和竞争效应影响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宏观上，FDI通过影响东道国的市场结构、供需结构、出口结构进而影响产业结构调整。 　　实证方面，王洛林等（2000）通过对全球500强在华投资项目的研究，发现这些大型外企的投资有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提升。张琴（2012）选取1983-2007年外商投资数据，发现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而增加，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三产业的影响比间接投资更加显著。张宇和蒋殿春（2013）从外资进入对中国能源消耗的影响这一问题出发，发现外商企业的入驻并未导致中国产业结构向高能耗行业转移。王静（2014）以1999-2009年全国30个省（市）的市场化指数作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外资进入程度对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门限效应，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越高，外资进入越有利于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 　　关于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研究最早可追溯到Raymond 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Buckley和Casson（1976）的内部化理论、Dunning（1977）的生产折中理论和小岛清（1978）的边际产业扩张等经典理论。基于上述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起学者们开始关注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Cantwell和Tolentino（1990）基于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变化路径的研究，提出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国内对OFDI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比较相关。冯春晓（2009）以及潘颖和刘辉煌（2010）根据1990-2007年的数据分析，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不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从长期来看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汤婧和于立新（2012）运用我国2003-2009年间7大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数据，证明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关联度最高的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最低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王英（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