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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 　　（加）加里?克劳福德（G?W?Crawford） 沈 辰／著　陈洪波／译 陈淳／校 　　 　　近一阶段，水稻驯化及其相关考古知识有了急剧增长。约二十年前出土于河姆渡和罗家角（图一）的水稻表明，水稻驯化可能始于5000BC（Crawford 1992; Lin 1992; Yan 1990）。八十年代后期又传出华南彭头山遗址发现比河姆渡早1000年水稻的消息(Bellwood et al. 1992; Hunan 1990; Pei 1989)。近来还流传未经公开发表的新闻，一些平均年代大约11,500年的遗址中出土了驯化稻(Normile 1997)。另外，一度认为比中国最早驯化稻还要古老的东南亚最早驯化稻，现在不如想象得那么早(Glover Higham 1996: 422; Higham 1995)。再之，野生稻(Oryza rufipogon)据报道在长江流域仍有生长，分布范围远超出人们过去的想象，从而使这些地区也具备了出现驯化稻的可能性(Yan 1989; 1990; 1997)。九十年代继续有重要进展，但这些有关稻作的研究资料与其它主要作物的研究不同, 西方学者除了少数人外一般都很难接触到(Ahn 1993; Crawford 1992; Glover Higham 1996; Higham 1995; MacNeish et al. 1997; Underhill 1997)。 　　1997年10月在中国南昌召开的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会议（IACAA），对东亚地区有关水稻演化、传播和生产方面的考古学、生物学和民族学新资料进行了评估。在提交会议的70篇论文中，有6篇是关于植硅石的，还有6篇是关于水稻的植物生态和演化，其它论文内容涉及到水稻的考古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各种课题。另外在会议之前，还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栽培稻起源和演变的文集(Wang Sun 1996)。36篇文章中，关于考古学和植物考古学新材料的有7篇，关于解剖学和形态学研究的有5篇，关于遗传研究的有17篇。很多文章还探讨了有关分类的问题。本文就是我们在这次会议的启发下，根据最近发表的材料，对稻作起源问题的新认识。本文主要关注两点：东亚稻作起源新的考古证据；认识和了解野生稻在栽培稻驯化过程中的作用。 　　 　　考古学的新证据 　　 　　据报导，目前中国发现有水稻遗存的不同时代遗址数量大约有110到140处(Tang et al. 1993; Wei 1995; You Zheng 1995)，绝大多数年代在5000BC之后。半数位于长江中游，其余多分布在华南和长江下游，还有少数位于黄河流域。所谓长江中游，包括了从三峡西端到鄱阳湖口之间长江及其支流地区（图一）。 　　 　　4000BC之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占据了长江中游地区，它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表现出一种很复杂的发展历程(An 1994; He 1989; Lin 1990; Lin Hu 1993; Meng 1993)。大溪文化以北是李家村文化，年代在6000-7000BC。南面的湖南省，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据报导是玉蟾岩（9000－8000BC）（Yan 1997）。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们似乎已经在利用水稻，但是，这种利用开始究竟有多早，何时成为驯化种，以及这些情况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都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至少有9处出土水稻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中期均有）做了加速器质谱法（AMS）或者常规碳14测年（共82个数据）。在直接从稻种样品获得的14个数据中，最早的是河姆渡，不超过7000BC，下限在5000BC。彭头山和贾湖遗址的水稻颗粒，最早的年代数据为6000~7000BC（Chen Jiang 1997; Pei 1989; Zhang Wang 1998）。后者位于长江流域的北部，是这一时期所见分布最北的水稻遗存。尽管贾湖水稻号称是中国目前年代最早的(Chen Jiang 1997)，但AMS数据表明，彭头山的水稻年代并不比贾湖晚多少。彭头山最早的AMS数据（实验室年代测定号 OxA－2210）似乎只比贾湖的最早数据晚很少一点。以炭屑、陶器和其它材料测定的年代数据说明，这些遗址上还有更早的居民，但是，水稻的AMS数据是其年代古老性的最佳说明，彭头山的那些最早年代数据没有被采用(An 1994; Chen Hedges 1994)。 　　上述遗址并不能弥补中国史前史在晚更新世和全新世初之间遗存相对贫乏的现象（Chang 1986;Elston et al.1997; MacNeish et al. 1997）。填补这一缺环，特别是从稻作农业起源背景来填补这一缺环，是Andover基金会和北京大学在江西大源盆地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