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真人与高句丽的朝贡关系.docxVIP

论女真人与高句丽的朝贡关系 一 辽圣宗至高丽与女真之间的交往 契丹领导人耶法阿保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以女真为业。例如，在唐天福三年（903年），“直接切割并获得3000个家庭”，天福六年（906年），“派偏见师到东北各族人民的直接相关人员，他们将被摧毁”（1）。说明契丹在建国之前, 女真就已归附契丹。契丹建国以后, 女真经常前来朝贡, 如天显二年 (927) 十二月“女直遣使来贡”, 天显三年 (928) 正月“黄龙府罗涅河女直、达卢古来贡”, 五月“女直来贡”, 天显四年 (929) 五月“女直来贡”、十二月“女直来贡”(2)等等, 有关辽太祖、辽太宗时期女真前来朝贡的记载屡见不鲜, 说明早在辽太祖和辽太宗时期女真就已经与契丹建立了朝贡关系。女真归附契丹并与契丹建立朝贡关系以后, 也出现过反叛等情况, 但辽朝皇帝从未让女真游离于契丹羁糜统治之外。如保宁五年 (973五月“女直侵边, 杀都监达里迭、拽剌斡里鲁, 驱掠边民牛马”等, 但很快就被契丹控制, 六月“女直宰相及夷离菫来朝”(3), 女真又与辽朝恢复了朝贡关系。在契丹统治的前中期, 女真反叛契丹影响比较大的事件是在辽圣宗征伐高丽之前的一段时期, 据史书记载, 辽圣宗获知女真反叛以后, 即于统和二年 (984) 派遣耶律普 (蒲) 宁、萧勤德等率兵征讨女真, 二月“耶律蒲宁奏讨女直捷”, 八月“女直术不直、赛里等八族乞举众内附, 诏纳之”, 统和三年 (985) 辽圣宗又“命枢密使耶律斜轸为都统, 驸马都尉萧恳德为监军, 以兵讨女直”, 闰九月“女直宰相术不里来贡”(4), 统和四年 (986) “枢密使耶律斜轸、林牙勤德等上讨女直所获生口十余万、马二十余万及诸物”(5), 平息女真反叛取得了彻底性胜利。上述史实说明, 契丹在建国之前就已经与女真建立了从属关系, 后来虽有女真反叛之事发生, 但在辽圣宗征讨高丽之前都已彻底解决, 此后, 契丹与女真一直保持直接郡县统治和羁縻统治的朝贡关系。 女真在与契丹建立朝贡关系的同时, 与高丽往来也十分密切。有关辽代女真受契丹管辖, 与契丹建立了具有政治从属性质的朝贡关系, 学界并无疑义。但辽代女真与高丽的交往是一种属于什么性质的交往关系, 学界则存在不同认识:孙进己等人认为“东女真 (长白山三十部女真和蒲卢毛朵部女真等) 和西女真 (鸭绿江女真等) 各部常分别到高丽进行交易, 几乎每年都有一次或数次, 每次都有数十人。但这种入朝仅是经济上的交往, 而没有政治上的从属关系”。(6)魏志江也认为“女真夹持于辽和高丽之间, 故往往同时向辽丽双方朝贡”, “女真对高丽所谓‘朝贡’, 主要是以向高丽换取其急需的生产品和生活用品, 并不具有政治上臣属的性质”。(7)均认为《高丽史》等书记载的女真向高丽“朝贡”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交往, 并非是一种具有君臣从属意义上的“朝贡”关系。 王崇时指出“与高丽相邻的蒲卢毛朵部、长白山部及鸭绿江流域的女真人, 从十世纪中叶开始, 与高丽的交往十分频繁。其中, 次数最多、经常性的是双方的‘贡赐’贸易”, “他们经常以‘献’的形式, 用自己的牲畜、猎获物和某些手工产品与高丽进行交换”(8)。景爱认为“东女真、西女真以及其他女真部落, 差不多每年都要向高丽朝贡”(9)。孟古托力指出“辽代, 这两部女真 (指《高丽史》所说的‘西女真’和‘东女真’) , 特别是长白山三十部女真与高丽往来相当频繁。常以“朝贡”形式将马匹、貂鼠皮、青鼠皮、铁甲、楷矢、米等运往高丽, 从高丽得到纺织品、耕牛、器皿等回赐, 借以互通有无。高丽授予该部女真酋长爵秩, 如大相、大匡、正甫、将军等武散阶, 以示怀柔、笼络”(10)。这几位学者均认为辽代女真与高丽的交往关系是“朝贡”关系, 虽然没有明说这种“朝贡”关系具有政治从属性质, 但字里行间透露出这种“朝贡”关系具有政治上的不平等性。 学者们对于辽代女真与高丽交往关系的性质认识不一, 主要的还是一个对女真向高丽“朝贡”理解不一的问题。 “朝贡”一词, 《辞海》、《辞源》等辞书均未列为辞条进行解释。据有关文献记载, “朝贡”制度应该形成于中国先秦时期, 最初主要指地方诸侯等臣下带着各种礼品朝见君主的一种制度, 所体现的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也就是君主和臣下的关系。后来发展成为规范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国内外学界对“朝贡”问题的研究认识不一, 有人称之为朝贡关系 (或称朝贡制度、朝贡体系、贡纳关系、贡纳体系) 或朝贡册封关系 (或称封贡关系、封贡体系) , 有人称之为宗藩关系或藩属关系、属国关系、事大字小关系, 还有人称之为“天朝礼治体系”、“华夷秩序”、“中华世界秩序” (或称中国世界秩序等等, 不一而足。学者虽然对“朝贡”问题解释不尽相同, 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