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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方回与杨士弘四唐说的形成 所谓“四唐”，是指唐初、盛唐、中唐和唐末。这是研究唐代诗歌发展的一般理论。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唐诗的分期肇始于宋之严羽,成形于明之高棅,这基本上是属实的,但并不全面。因为,“四唐”说的产生是集众人之智慧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雏形,再到定型的演进过程的。对这个过程的把握,是我们认识唐诗及其分期问题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因此,本文拟对唐诗的分期问题作一个历时性的源流追寻。 一 宋缺乏明确分期有关作者为什么 早在严羽之前,已经有人在运用总体把握的方法评析唐诗,这是分期研究的渊源。严羽之前的人论诗,有意无意之间,总要先对前代以至于“今”的诗歌状况作一个粗略的历时性回顾,这无疑符合文学批评的宏观把握原则。我们知道,“诗品”或“诗话”是一种随笔式的品评诗歌的形式,其长处并不在于勾勒史的线索,但人们总还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显示出对诗史回顾的兴趣。 较早用这种总体把握的方法评析唐诗的是唐末的司空图。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说:“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左丞苏州,趣味澄琼,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焉,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东野、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逾褊浅矣。”(P8486)这已经将唐诗的发展历程粗略的勾勒了出来,而且对各个阶段的诗风和诗人还进行了宏观上的评价。宋祁在《新唐书》中说:“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P5738)又说“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P5725-5726)诗史的分期从根本上讲,应该是以诗人及其所创作的诗歌为最可靠的依据,所以,尽管宋祁并没有明确提出初、盛、中、晚的具体分期名称,但综合考察这两段话,它实际上已经借助于对诗人创作的线性描述,大致勾勒出了唐诗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即:“唐兴”之时,“诗人承陈、隋风流”,以宋、沈为代表,此为其一;“逮开元间”,诗风“雅正”,此为其二;到杜甫,则“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此为其三;“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此为其四。稍后,宋胡仔在《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中引佚名的《雪浪斋日记》云:“予尝与能诗者论书止于晋,而诗止于唐。盖唐自大历以来,诗人无不可观者,特晚唐气象衰尒。”(P199)这里对“大历”之后、“晚唐”之前的诗给予了肯定,“晚唐”之名己肇端;并且指出了“晚唐气象”与“大历以来”诗歌之间的区别和变化。但“大历以来”止于何时,即“晚唐气象”起于何时则是模糊的。元代王构在《修辞鉴衡)卷一的“诗体之变”条下引宋代理学家杨时在(龟山先生语录》中的话:“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P239)从名称上讲,杨时之说已具备了“四唐”说中的盛、中、晚三期之名,但盛、中、晚之间的起始分界也是不明确的;另外他说“元和之诗极盛”,是出于何种考虑,也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里收录了南宋朱熹论诗之流变的一段话:“朱文公尝言,古今之诗凡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汉魏,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之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之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古法始为大变矣。”(P854)这里,如果我们将沈、宋前后,“定着律诗”的时段理解为“唐初”,那么,流行后世以至于今的“四唐”之名已大体完备。 当然,这些粗略的梗概描述,只是“四唐”说的萌芽和雏形。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种历时性总体把握的文化批评心态对后世的引导作用。严羽就深受它的影响。 在(沧浪诗话·诗辩》中,严羽以禅喻诗,对不同时期的唐诗给予了初步但又相当明确的划分:“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P11-12)这里严羽把“盛唐”诗的下限定在了“大历”初年,这是明确的。接下来,严羽又由禅喻而入诗道,并且勾勒出了唐诗发展流程的五个阶段,即以“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为代表的“唐初”;“开元天宝”时期以“李杜”为代表的“盛唐”;以及“大历”、“元和”和“晚唐”。以此为基础,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以辨体的形式对唐诗的分期作了更细致的划分,并明确地对每一阶段所包含的大致时限或诗歌特点作了界定:“唐初体。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P53)至此,严羽在论诗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唐诗发展分期的大致划分。这比此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