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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术与学术的博弈扬州学派形成考论 章太炎和刘世培是扬州的前书院，他们更早地学习了扬州学派。章太炎的《清儒》一文将乾嘉汉学分为吴派和皖派, 吴派“其学好博而尊闻”, 皖派则“综刑名, 任裁断”, 太炎以戴震为乾嘉朴学之正传, 而以惠栋为歧出。而扬州学者如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江藩被归入惠栋之吴派, 因其“陈义古雅, 渊乎古训是则者也”;而王念孙、王引之则归入皖派, “其小学训诂, 自魏以来未尝有也”。刘师培论扬州之学, 也把汪中、李惇、贾田祖等人归入所谓掇拾之学, 而以王念孙、任大椿、阮元、焦循能传戴震征实之学, 而征实之学转而又为仪征刘氏所继承。(1)章、刘二氏都不认为扬州学派为一整体, 而根据学风将扬州学者加以分类。 张舜徽先生始明确指出扬州学派自成体系, “余尝考论清代学术, 以为吴学最专, 徽学最精, 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 则清学不能盛, 无扬州之通学, 则清学不能大……扬州诸儒, 承二派以起, 始由专精构为通学, 中正无弊, 最为近之。”(2)此后, 学者论扬州学派都标明其独特之地位, 或认为乾嘉考据学应在吴、皖之外, 加上扬州一派, 或以吴、皖、扬州学派为乾嘉学术三个不同发展阶段。(3)关于扬州学派的起源, 或认为与戴震皖学更近, 能继承皖学并发扬光大, 或认为扬州学派实起源于本地之学术传统。(4)总之, 扬州学派的研究现在已渐成显学。 然而, 以上基于学风、地域之特色的研究, 难免带有研究者主观判断和“后见之明”, 而忽略当事人的自我认识。如把汪中划入惠栋吴派, 可汪中自己却说治学“实事求是, 不尚墨守, 以此不合于元和惠氏”, 又如把扬州学者汪中、李惇、贾田祖和王念孙、任大椿、阮元、焦循相区别, 就显然与当时汪、李、贾等人和王念孙结为一社群, 共同发展江北古学的事实不符。而当学者强调扬州学派与皖派的密切联系(5), 或强调扬州之学起源于本土的时候, 都或多或少与扬州“古学”初兴的背景有一定的距离。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其一, 从当时学者交游的情况, 考察江北考据学兴起的过程;其二, 讨论扬州学者通过怎样的方式结合为一个学术的共同体。本文目的不在推翻前贤的论断, 而在以一个不同的视角观察扬州学派的形成, 以就教于方家。 一、 朱、李浚、汪中、朱 在扬州学者群体兴起时, 惠栋、戴震是当时公认的考据学权威。惠、戴二君与扬州渊源颇深。乾隆二十二年 (1757) , 时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 大力倡明学术, 延请惠栋、戴震到府邸做客, 一时汉学风气波及扬州。(6)但此时, 扬州本土的学者尚年幼, 李惇23岁, 任大椿19岁, 汪中、王念孙13岁, 刘台拱6岁, 朱彬4岁。只有贾田祖43岁、程晋芳39岁, 生当中年, 但贾田祖皈依考据学是后来的事情, 当时并未受到惠、戴二人引领学风的影响。(7)虽然, 任大椿、程晋芳乾隆二十年代已深受京城方兴未艾的考据学影响, 但是他们长期居住外地, 未能把初兴的考据学风带到扬州。 那么考据学究竟在扬州学者中是如何传播开的?汪中为李惇作“墓志铭”中提到: 是时古学大兴, 元和惠氏、休宁戴氏, 咸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 则王念孙为之倡, 而君 (即李惇) 和之, 某及刘台拱继之, 并才力所诣, 各成其学。(8) 明确提到王念孙倡导风气, 李惇、汪中、刘台拱为继承风气者。下面略作释证: 在扬州学者中, 王念孙确实是最早接触考据学的。王念孙幼时, 其父王安国聘戴震为教师, 为王氏很早就打下了良好的考据学基础。丙戌 (1766年) 始入都会试, 王念孙又追随考据学的积极赞助者朱筠左右, 还结识了任大椿, 相与论学, 于顾炎武、江永之音韵学已间有批评。(9)乾隆三十七年, 王念孙再应试不第, 在京城结识了同赴会试的刘台拱, 于是在京城订交。这时, 两人可能在学术上已有所交流。同一年, 刘台拱从京城返乡, 过泰州, 又结识了汪中。汪中在这一年已先与李惇订交。(10)王念孙、李惇、汪中、刘台拱诸人在乾隆三十七年, 因赴会试或乡试而机缘巧合, 互相结识。 汪中在结识王念孙之前, 对考据学并无特殊的兴趣。杭世骏主讲安定书院时, 曾赞赏汪中的考证才华, 汪氏二十五岁时开始钻研毛诗和三礼之学, 但是此时汪中的兴趣主要在文辞, 并未得闻考据学的方法。(11)汪喜孙在叙述其父汪中学术历程时, 也强调了汪中在朱筠幕府的经历是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 乾隆三十六年, 朱筠南下任安徽学政。朱筠与纪昀、钱大昕、王鸣盛等是乾隆十九年的同科进士, 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 在京城宣传戴震之学, 引领了乾隆二十年代的考据学风。到了三十年代, 他们则借外任之机, 将考据学传播到各地。(12)朱筠在任上就广招各路学者, 校勘古籍、访求遗书。一时, 邵晋涵、王念孙、汪中、章学诚、洪亮吉等人, 齐聚府中, 畅谈经义, 于朱筠官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