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对FDI技术溢出吸收与人力资本关系研究.docVIP

东道国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与人力资本关系的研究 　　摘要:文章首先从理论上梳理了FDI在东道国金融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当地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以北京市为例,使用1997年~2006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北京金融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对该行业FDI技术溢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FDI;金融业;人力资本 　　 　　当前全球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趋向是转向服务业,其中金融服务业是国民经济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门。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我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增加。金融业不仅是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国民经济中最敏感的部门。它能够敏感地反应其他行业的发展状况以及整个经济的运行情况,其对外资的利用也对一国发展和经济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经济学界对金融服务业利用FDI的状况日益关注,并且基于主流的国际投资理论对金融业所吸收的FDI进行了分析。虽然金融服务业对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进步和工业企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其基本理论仍是基于传统的投资理论。我们下面首先对FDI与东道国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进而以北京市金融服务业为例进行实证检验,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 背景介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加强了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吸引,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FDI的流入不仅给东道国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无形资产,因此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①。早期的研究多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他们认为FDI对于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东道国经济资本的积累作用上。其后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使得FDI获得了全新的评价。 　　 　　二、 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综述 　　 　　1. 技术“溢出源”的强弱。跨国公司进行跨国经营的重要前提就是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因此,理论上各国学者普遍认同直接投资存在技术外溢的潜力,但是实际中并不是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资都能具备相同的技术外溢能力。跨国公司作为技术溢出的“源泉”,其目的在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实现技术的转移。跨国公司投资动机的不同决定了其技术外溢的潜力也不尽相同(Narula Maria,2003)。 　　2. 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影响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吸收能力”的概念首先是由Cohen 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提出的。他们认为,企业研发投入对其技术进步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研发成果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企业研发投入增强了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和模仿能力,使得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去吸收外部技术扩散。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并不会直接提高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技术溢出效应的结果是与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相关联的。对于现有的吸收能力文献,笔者做了如下归纳: 　　(1)技术水平差距。国际间的技术溢出发生时,其效果是与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相关联的。Kokko(1994)指出,如果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达不到一定的水平,就不能够形成联系效应。对于初始技术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未必可以直接应用于当地的生产,并且东道国的企业有时缺乏足够的技术学习和吸收能力,所以外资并不能一定带来技术溢出效应。 　　(2)人力资本水平。东道国获得技术外溢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东道国具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力资本。Narula(2004)指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人力资本水平。之前Nelson Phelps(1996)认为一个国家引进和使用先进新技术的能力来自国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越高,技术进步的效果就越明显。Borensztein等(1998)设计了同时包含人力资本和FDI的内生增长模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FDI与人力资本交叉项的系数远远大于FDI 的系数,这就意味着FDI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结合起来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FDI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受东道国人力资本的临界值(Threshold Effect)影响,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裕时,东道国经济才能吸收FDI 的技术外溢②。 　　 　　(3)经济的开放程度。koizumi Kopecky(1977)、Findley(1978)、Wang(1990)等人分别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中间投入品的多样化角度,对FDI规模的扩大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严密的理论分析,实证了对外开放规模与FDI外溢效应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 　　3. 东道国溢出效应的发生渠道。大量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示范效应、培训效应和竞争效应。 　　(1)